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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概念视为静止的这样一种观点就像是一个陷进，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只有当人们想这本书一样，结合实证研究把这两个概念看作过程，才能从中解脱出来。

慢慢地不再把大块大块的牲畜端上餐桌，不再在餐桌上分割牲畜。这种情况肯定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随着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导致的家政逐渐减缩，然后是像诸如纺纱、织布、屠宰等生产和加工的任务逐渐地从家政中分离出去，变成手工匠、商人、工厂主的职业，而家庭则基本上成了一个消费单位。

今天个人所屈从的强制，与强制相应的恐惧，其性质，其强度和其结构都是由我们的社会大厦的前面业已讲过的特殊的相互交织关系强制、水平的差异和贯穿于其中的强大的张力所决定的。

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与宫廷贵族在德国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对立。这种经验对于“深刻”和“肤浅”、“正直”和“虚伪”、“表面的礼貌”和“真正的道德”等对立概念的形成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狂飙突进运动，1781年出版了席勒的《强盗》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发表了席勒的《堂.卡洛斯》和歌德的《伊菲革涅亚》。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全面发展。

‘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往往会与某些小群体、某个家庭或某个同盟内部使用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对于知情者来说这种语言内涵丰富，而对于局外人来说却意义甚少。这是因为这些概念是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同使用它们的群体一起成长、一起演变的，这些群体的状况和历史就反映在这些概念中。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验的人来说，这些概念是苍白而非生动的。

如若没有他人制造的恐惧，一个正在成长的人永远也学不会对行为的调节。

牧师和教授，大学都是中等知识阶层与宫廷对峙的人和机构。但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广大的市民阶层作为后盾，因为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成为读者。那些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在空中飘浮，把精神和书本视为自己的骄傲。也就是在德语中被称为“绝对精神”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政治和经济之外，包括艺术、宗教、道德、科学等。也就是“文化“”

因而说逐渐发展的商业化和货币化事实上只对少数大封建主和大地主有利，对大多数小封建主则不那么有利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下以长期社会进程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决不能把这一研究重新作为棍棒、作为用自己的理想去反对其他理想的武器，我们应该努力地去理解社会进程本身的结构，努力地使社会学理论研究摆脱把社会理想和教条放在首位的做法。只有当人们在提出和解决社会学问题时把对实际情况的研究放在首位，而不再坚持必须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解决问题时，才有希望获得与客观实际相符的社会学认识，并用它来解决迫切的社会学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技术提高了产量，城镇吸引大批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粮食和木材越来越多地从国外进口，结果，对农地的需求减少了。边缘农地首先被弃，森林开始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