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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在1983年之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其中，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在1988年再度发生通货膨胀之前，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水平大幅度增加，农村消费额曾一度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中国也因此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自1993年起，工农产品剪刀差相对量逐渐下降，到1997年已降到2.3%，但绝对额仍高达331亿元。

成功应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有着丰富的财政投资经验的中国连续10年维持着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这种投资至于实体经济中物质财富的增长快慢，主要取决于幅员辽阔切区域差别显著的中国是否存在可吸纳基本建设投资的空间。也因此，增加投资与中西部和加强三农建设，才有应对全球危机的现实作用。

与五十年代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形成的巨大成本向农村转嫁的情形并无二致，20世纪70年代国家连续通过负债引入西方设备促进工业结构调整的举措也如影随形地产生了巨大制度成本：国家债务演化为财政赤字，连续几年突破百亿，造成投资下降，导致1974年的城市就业危机，路径依赖地向农村集体转嫁危机代价——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人虽然以其实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被中国百年来以邯郸学步为最高境界的理论家们拒绝提升为理论。

这就是大众广泛参与中的另一种（alternative）社会历史由此看到：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打出的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worldisposb）；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前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worldishere）。

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

如果人们以世界城市化率平均50%作为中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那么，当中国城市化率实实在在地突破50%的时候，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不能再依靠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条件，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的标志一表明中国此后的城市危机只能爆发在城市，并且危机代价也集中在城市“硬着陆”

在纳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相对于殖民主义历史而言的“原住民”过亿的人口大国，且是未经西方那种对外侵略就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经验，如果仅用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恐怕难以全面解释

1992年经济过热：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我们将自己逐出我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