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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

事實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儘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1987年，他辭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兩年之後，他的逝世引發了學生的抗議活動。那些事件在當時也許震驚過全世界，可在馬家地界上沒有任何意義。在中國，我常會有這種感覺。這個地方時不時地讓我覺得自己的腦子好像一時轉不過彎來......不管怎麼說，中國的生活是很複雜的。有時候，不管你的反應多麼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決之道。

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有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功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任务——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

我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擔心人們對快速變化所作出的反應......這個國家最大的焦慮是極度個體化，極度內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們渴望某種宗教的或者哲學的真理，他們願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種有意義的紐帶和聯繫。在把過去的經驗應用到現代的挑戰方面，他們遇到了麻煩。

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

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很遗憾，免疫系统乃至整个宇宙都不是为了让玩智能手机的巨猿能轻松理解而生的，有时候深入学习很困难，哪怕是学习很重要的主题。你并不需要记住读过的所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