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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

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有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功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任务——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

我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擔心人們對快速變化所作出的反應......這個國家最大的焦慮是極度個體化，極度內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們渴望某種宗教的或者哲學的真理，他們願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種有意義的紐帶和聯繫。在把過去的經驗應用到現代的挑戰方面，他們遇到了麻煩。

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

鄉下人特有的誠實與信任，不會隨著遷居入城而繼續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遲疑的歡迎，贏得孩子們的信任，這樣的地方並不多見。駕車離開安寺村的時候，我有些傷心。

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