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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性格上的缺陷，至少有半數應該都可以通過冷水擦澡、機械體操與規律作息而得到治癒。應該藉由生活方式解決的問題，就不該到藝術領域裡尋求答案。若採用悖論的邏輯稍做解釋，也就是一個不想被治癒的病人，根本稱不上是真正的病人。

八月四日星期四当然，前述倾向甚至还称不上是预言，我们在往后的几十年岁月，大概都得在摸索中度日，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防范宗教及政治唯一至上的命题，警惕幸福而毫无保留的深信不疑。现代社会有个奇妙的特征，那就是比起感受性，理性（尽管是错误的理性）更容易将人们带向深信不疑。

首先，我討厭這個人的長相；其次，我討厭這個人分明土氣又自以為時髦的品味；再者，我討厭這個人飾演了一個不適合自己的角色。既是一個會和女人殉情的小說家，就必須展現出更嚴肅的樣貌來才行。

夏天這個概念，總會令我想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生命、是活力、是健康；另一種是頹廢、是腐敗、是死亡。而這兩種觀點又神奇地結合在一起，化為兩種影像——金碧輝煌的腐敗，以及血傷滿布的活力。

我在拙作《潮騷》中大量運用自然寫景，試圖描繪出“我的阿卡迪亞”，可是最後卻寫成了特里亞農宮風格的人造自然景觀。

作者对于“屈辱感”这个主题的喜爱，在《氧气》这个故事里，反而成了没让书中人物充分感受到屈辱的原因。作者冀望在这部小说传达给读者的讯息，一件成功了，另一件失败了。他成功的对于1940年代初期的日本时空背景分析；失败的则是没能清楚描绘出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强裂的屈辱感——亦即自尊心——成为人们急速成长的契机。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