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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卧儿帝国十七、十八世纪脆弱性的解释，。。。其中两种主要的解释出自欧凡@哈比比（irfanhabib）和撒提斯@钱德拉（satischandra）

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列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支配它的法则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仅仅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制度。

气候因素以乌特斯罗姆（GustafUtterström）最为看重，其观点概述如下：感谢工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技术进步，今天的人比前几个世纪的人较少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但我们是否经常注意到另一个因素，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气候——尤其是北欧的气候——极端温和的时代？在过去的1000年中……除了个例之外，人类事务的繁荣期总体说来多发生在严寒之间的温暖期。正是在这个温暖期，经济生活和人口数量取得最大进展。

价值观念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且我对不厌其烦地进行有关价值的理论探讨感到不安，这种探讨似乎经常既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又有伤公众感情。但人或群体显然要以意识形态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而且，这一点似乎也很明显：只有当群体具有自我意识，即拥有共同语言和共同世界观（Weltam-schauung）的时候，他们才变得更加团结，并因此更有政治作为。

如果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看，起止年代可能会各不相同，但就整个欧洲世界经济而言，我们认为1450～1640年的确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时间单位，因为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建立了起来，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这个体系“固然庞大但也是非常虚弱的”。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经济”是国家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阶级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正是国家能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的。这场争论是有本质意义的。我提出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观点。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一种我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特定类型的世界体系。国家结构是在这种世界体系中存在的。

谷物价格的下跌，是从1620年前后至1750年左右遍及欧洲的一个现象。在这一时期的末端，尤其在当时最大的谷物出口国——英格兰，其程度表现得最为突出。但长期的价格下跌本身，有助于创造新的需求来源（通过更多的国家收入的再分配），从而给人口的重新增长增添了动力。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中，从未发生过像西方文艺复兴或“科学革命”那样的巨变。我常常喜欢把中国的发展勾勒成一条缓缓升起的曲线，从2世纪到15世纪，它的水平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在这以后，随着发生伽利略革命（Galilean revolution），随着人们发现一系列科学发现的基本技术，西方开始了一场科学复兴，随后，欧洲的科技曲线几乎像指数曲线一样陡然上升，超过了各亚洲社会的水准……这种剧烈的动荡现在开始趋于缓和。

国家？什么是国家（state）呢？在这时，国家就是君王（the prince）！有声望和尊严并渐渐与其子民相脱离的君王。而且，恰在这时，官僚体系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格和利益的独特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它是君王的主要盟友，但我们将看到，它是一个感情始终矛盾的盟友。国王们为了获得有助于他们制定税法的手段，还建立了各种代议机构，这些机构主要由贵族组成，国王试图利用这种机构来反对贵族，而贵族也试图利用这种机构来反对国王。

想象了狗的人，性格一般有“狗”性，正直、负责、重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