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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今年（1942）4月，在美生活的敌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被叫到移民局，接受“敌国公民登记”的调查。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时，鹤见这样回答道：“我自己心里是无政府主义，所以这种帝国主义战争中哪个国家都不支持。”对自己判断力不足的悔恨，现在变成尖锐的痛感，掠过心底。

在鹤见俊辅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知识分子里，这种不计较他人对自已评价的大度，保证了他们在论战时有能力通过激烈交锋保持问题的思想含量，而不会陷入个人恩怨。

我们今天终于有可能理解，民主主义并不必然通向公理，它需要配合多种要素，才有可能转化为正面价值，并且需要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将其重新打造，否则，它将会名存实亡；民主的抽象化与直接价值化，往往会遮蔽它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帮凶的基本事实。

好在母亲爱子将他从南方每月寄送回的、相当于文职人员薪资三分之二的钱都以他的名义存了下来。薪资是每月六十五日元，再加上在战地工作的补贴。另外，海军也支付了复员费。这些加在一起，约五千日元。在战败不久急速的通货膨胀中，这些钱迅速贬值，不过此时仍是相当于盖一栋新房的钱。它成为之后俊辅他们创刊、经营《思想的科学》的原始资本。

爬上阁楼后，俊辅注意到房间里好像有人。打开门。在米德尔塞克斯中学时代相处三年的查尔斯·杨格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他站起来，面向俊辅这样说道：“战争开始了。接下来就会变成互相憎恶了吧。不过，让我们祈祷克服它的时刻来临。”俊辅并不理解查尔斯的感情。他自己不会恨美国人。因为他相信整体来说美国更正确，所以没有恨它的理由。但是，同时他也想到，如果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话，那时候自己一定要在日本。

战争给了我新的字典。就像《新约》之于《旧约》一样，它将我拥有的诸多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 ——鹤见俊辅《战争给的字典》

床侧面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大瓶十四美分的牛奶，还剩四分之三左右。 牛奶还留在那里，我喝完之后走。你们要吗？ 不必了。”对方如此回答。

我有慈悲之心却无菩萨之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