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在就读高中时这年纪的相遇,或许具备着什么关键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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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都不敢相信这些故事能把蓬斯神父逗得这么开心,放开喉咙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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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毫不新鲜的表达,但我还是想说,最难受的时候我是被爱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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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人工的、非天然的事物,学会规则就能创造出来。记住规则,然后将事物按照规则排列。能够做到这点,我想大概就是一般所谓的成长吧!然而,我自己对此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经由学习就能达成,但是我与内在的本性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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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老师问过我一个类似存在主义般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如何认识事物的形体?”我以自己读过的埴谷雄高、吉本隆明之类的论点拿来回答:“如果欠缺色彩,就无法认识了。”三善老师想要告诉我,得要现有色彩,才有办法认识形体。换句话说,老师是在用委婉的说法指出我的乐曲欠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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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在思考现在要如何才有趣,或是未来该怎么做才会变得有趣。这大概就是一种贪心吧,即使我们已有了点年纪。年轻时有很多地方合不来,不过或许就是因为上了年纪,才能够再次与他们二人共同创作音乐。如果真是因为年纪的因素,我会觉得上了年纪真是一件好事。虽然我不是保罗·尼赞,不过我还是想大声地说,年轻不见得就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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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升上国中的那一年是1964年,也就是东京奥运举办的那年,我虽然就读家里附近的区立国中,不过这里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国小,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一调查我的同学,于是我逢人就问:“你知道披头四吗?”知道披头四的同学就归类到好友;不知道的人,就不用太过理会。认识这个乐团的刚好有4、5个人,我们会拿着扫把,模仿起披头四。那段日子里,我也开始留起了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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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幕戏是溥仪的皇妃大喊:“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就此出走。这幕戏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很喜欢这幕戏和饰演皇妃的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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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电影这种事物里,有些部分能够跨越某种现实与虚构的界线。电影仿佛具备这种强大的磁力,甚至有时在拍片现场会让人为之丧命。无论是“现实”,或是“虚构”,都是硬要为了设下界线而使用的词汇,现实就是虚构,虚构即为现实,两者之间本就没有界线存在。跨越这类语言界线的真实就反映在电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出现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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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开拍之前,我已经拿到剧本读过了,里头有一幕剧情让我怎么样也无法接受。剧本里写着,我所饰演的甘粕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现场后,我很固执地不愿配合,心里觉得:“虽然我很希望出演这部电影,但是切腹实在令我相当反感。对日本人来说,切腹是多么的可耻。”于是,我拼命说服导演:“一提到日本人,就会联想到切腹。像这种刻板印象,你应该也觉得很丢脸,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应该不会接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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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虚无主义的信奉者,不认为“自己一点也不想变成任何东西”。就像昆虫是由卵孵化为幼虫,接着吐丝做茧,然后蜕变为成虫,一步一步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如同昆虫一样逐渐改变。所以,我也不会去思考自己十年、二十年后应该变得怎么样,或是想要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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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似乎强烈崇尚某种崇高的美感。法西斯分子并非都很野蛮,也有人具备高贵的气质与教养,又有品味。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里出现的法西斯分子就是如此。因此,《末代皇帝》一片中,甘粕上尉的办公室就非得用未来派的画作来装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