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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被访者往往能够使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达成妥协，从而来维持意义和行动的连贯性。

今天的大学是一个与社会愈发联系紧密、资源和权力蕴藏其中、且竞争无处不在的空间。

建构主义者相信意义和分析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由被研究者和研究者建构起来的，而并非如同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观点坚持的那样，认为意义内在于数据中等待着被发现。

如果社会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那些拉动它所观察的个体的提线，如果社会学忘记了它在与人打交道，即使人们以木偶的方式玩他们不知道其规则的游戏，总之，如果社会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这些人再现其行为的意义，那么社会学也许不值得花费一丁点努力。

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

自主驱动者”重视自己的价值信念——“我真正想做什么”，而机会主义者则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成功概率——“做什么可以让我最成功”。

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

尽管升入名校的大学生看似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他们入学前经历的巨大差异却是难以掩盖的。这些差异如同涓滴细流汇成的巨浪，推动着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上大学的实践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文化在学生的生涯决策中发挥什么角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要素：(1)学生的行动目的生成状态——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学生树立了自洽的、明晰的行动目的；(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箱”的能力。这一理解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社会学（这个词具有多重含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予以定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不论外显或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