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
郑雅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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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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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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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被访者都表示自己曾在大学过程中经历过一段价值迷茫期。但重要的是,多数家境好的学生会尽早度过这个阶段,以规避沉没成本带来的损失,然而,阶层背景较低的学生更容易陷入长久的迷失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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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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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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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行动者在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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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系统秘而不宣地要求每个学生拥有学校并不曾给予的东西,这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对主导文化的熟稔,而这种东西只有统治阶级在家庭教育中传授主导文化时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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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成和牛铭绝不是个例,出身或多或少带有弱势背景的大学生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往往显得较为随意或冲动,很少会考虑到自身的兴趣、特长或优势,也很少会基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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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文化障碍的学子而写,不能只瓦解热望而不传递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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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宏观的社会过程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并反映在个人的意义建构上。因而我认为,透过被访者的讲述,我们可以“以小见大”,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社会意义的理论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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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研究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从被访者主观意愿(比如该去向是否本心所愿、本人是否满意)的角度来判断其职业地位的优劣势,即当事人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了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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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毕业典礼讲话上,校长如此阐发南方大学的教育理想:“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颗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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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谈吐等都会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为持有者谋取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学校教育得享合法化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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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的资源优势如何转化为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文化资本?(2)学生在大学里的努力如何转化为他们在出路获得上的优势?(3)价值信念如何影响生涯目标的树立,又如何影响出路的最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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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别进行了拓展,根据“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两个维度建立了一个四分类模型:自主驱动者、机会主义者、迷失无从者与价值归顺者,并依托上述模型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不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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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两种情形中,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在前一种“方向导引”情形中,意义感如灯塔般驱动和指引了对出路的选择;而在后一种“结果合理化”情形中,意义感则仅仅起到对已经形成的出路结果进行事后解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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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工作,将自己的个体价值融入对社会和大众的价值中,是被访者反复提及的另一种意义阐释逻辑。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回馈者”或“关怀者”的意象,认为工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甚至全人类获益。因为每一个工作者都是国家和社会悉心培养的结果,对所属的社群饱含情感,所以工作是对社群的回报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