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

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能不能进入访谈对象的语境，能不能触摸到访谈对象的心灵，这是考验访谈者境界、情怀、学识、能力的标尺。

如果社会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那些拉动它所观察的个体的提线，如果社会学忘记了它在与人打交道，即使人们以木偶的方式玩他们不知道其规则的游戏，总之，如果社会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这些人再现其行为的意义，那么社会学也许不值得花费一丁点努力。

其实，许多被访者都表示自己曾在大学过程中经历过一段价值迷茫期。但重要的是，多数家境好的学生会尽早度过这个阶段，以规避沉没成本带来的损失，然而，阶层背景较低的学生更容易陷入长久的迷失而不自知。

有趣的是，被访者往往能够使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达成妥协，从而来维持意义和行动的连贯性。

有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

尽管升入名校的大学生看似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他们入学前经历的巨大差异却是难以掩盖的。这些差异如同涓滴细流汇成的巨浪，推动着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上大学的实践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

固然行动者在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

在他自幼形成的常识里，人理所当然就是要努力奋斗、好好读书，因为只有“学习好”才能“干一番大事”。不过至于究竟什么是“大事”，实际上他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紧凑的学习节奏和有限的知识面使得他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将大学四年打造成一种致力于为简历加分的“履历经济学”(economyofexperience)

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

即便市场机制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占主要份额，政府机关以及包含学术科研组织在内的事业单位仍是一条上升为社会精英的关键通道，这也印证于社会上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追捧。

学校教育系统秘而不宣地要求每个学生拥有学校并不曾给予的东西，这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对主导文化的熟稔，而这种东西只有统治阶级在家庭教育中传授主导文化时才能获得。

实际上，大成和牛铭绝不是个例，出身或多或少带有弱势背景的大学生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往往显得较为随意或冲动，很少会考虑到自身的兴趣、特长或优势，也很少会基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作决定。

在被访者的描述中，父母一代对工作的追求常常极具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生活的真正意义来源于丰裕舒适、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工作无非是养家糊口、给家人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手段，至于自身的工作兴趣、个人理想都在其次。虽然富有家庭和中产家庭的父母已经取得了物质上的安全保障，但在儿女工作的考量上，稳妥、安逸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仍是重要的因素。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访谈的同学。要接受一个长达3小时、没有报酬的访谈，还要和盘托出自己的故事，需要付出非凡的慷慨和勇气，而我能回馈的唯有忠实的倾听和无尽的感激。

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讲座和同学。我以前总翘专业课去听哲学系的课，我还听了很多的讲座，不断地听讲座。……再就是大学的同学，有很多人都特别有趣，能力很强但又很有想法。你会发现和他们聊一次天，就觉得我怎么人生过得那么乏味、那么单纯？他们告诉你，你可以不用像学生会那些（循规蹈矩的）学姐那样。那时候我才大二大三，他们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才开始真的考虑我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