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被访者往往能够使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达成妥协，从而来维持意义和行动的连贯性。

今天的大学是一个与社会愈发联系紧密、资源和权力蕴藏其中、且竞争无处不在的空间。

建构主义者相信意义和分析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由被研究者和研究者建构起来的，而并非如同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观点坚持的那样，认为意义内在于数据中等待着被发现。

如果社会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那些拉动它所观察的个体的提线，如果社会学忘记了它在与人打交道，即使人们以木偶的方式玩他们不知道其规则的游戏，总之，如果社会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这些人再现其行为的意义，那么社会学也许不值得花费一丁点努力。

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

自主驱动者”重视自己的价值信念——“我真正想做什么”，而机会主义者则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成功概率——“做什么可以让我最成功”。

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属于低收入群体或较低阶层（例如父母职业为工人、体力劳动者或无业）；(2)来自农村的学生；(3)来自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4)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双方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

尽管升入名校的大学生看似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他们入学前经历的巨大差异却是难以掩盖的。这些差异如同涓滴细流汇成的巨浪，推动着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上大学的实践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文化在学生的生涯决策中发挥什么角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要素：(1)学生的行动目的生成状态——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学生树立了自洽的、明晰的行动目的；(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箱”的能力。这一理解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社会学（这个词具有多重含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予以定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不论外显或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

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讲座和同学。我以前总翘专业课去听哲学系的课，我还听了很多的讲座，不断地听讲座。……再就是大学的同学，有很多人都特别有趣，能力很强但又很有想法。你会发现和他们聊一次天，就觉得我怎么人生过得那么乏味、那么单纯？他们告诉你，你可以不用像学生会那些（循规蹈矩的）学姐那样。那时候我才大二大三，他们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才开始真的考虑我想要什么。

在他自幼形成的常识里，人理所当然就是要努力奋斗、好好读书，因为只有“学习好”才能“干一番大事”。不过至于究竟什么是“大事”，实际上他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紧凑的学习节奏和有限的知识面使得他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即便市场机制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占主要份额，政府机关以及包含学术科研组织在内的事业单位仍是一条上升为社会精英的关键通道，这也印证于社会上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追捧。

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将大学四年打造成一种致力于为简历加分的“履历经济学”(economyofexperience)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访谈的同学。要接受一个长达3小时、没有报酬的访谈，还要和盘托出自己的故事，需要付出非凡的慷慨和勇气，而我能回馈的唯有忠实的倾听和无尽的感激。

具体控制原则如下：(1)仅选取男生，以控制社会性别的影响；(2)仅选取本科（曾）就读于该大学或同层次高校的学生，以保证被访者均受到同质的精英高等教育；(3)仅选取学分绩点位于同班前50%的同学，以控制被访者的学习态度和勤勉程度。

在被访者的描述中，父母一代对工作的追求常常极具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生活的真正意义来源于丰裕舒适、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工作无非是养家糊口、给家人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手段，至于自身的工作兴趣、个人理想都在其次。虽然富有家庭和中产家庭的父母已经取得了物质上的安全保障，但在儿女工作的考量上，稳妥、安逸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仍是重要的因素。

能不能进入访谈对象的语境，能不能触摸到访谈对象的心灵，这是考验访谈者境界、情怀、学识、能力的标尺。

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谈吐等都会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为持有者谋取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学校教育得享合法化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