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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谈吐等都会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为持有者谋取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学校教育得享合法化的特权。

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

因为宏观的社会过程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并反映在个人的意义建构上。因而我认为，透过被访者的讲述，我们可以“以小见大”，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社会意义的理论推论。

在一次毕业典礼讲话上，校长如此阐发南方大学的教育理想：“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颗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的心灵”。

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

因而，本研究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从被访者主观意愿（比如该去向是否本心所愿、本人是否满意）的角度来判断其职业地位的优劣势，即当事人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了自己的出路。

(1)家庭的资源优势如何转化为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文化资本？(2)学生在大学里的努力如何转化为他们在出路获得上的优势？(3)价值信念如何影响生涯目标的树立，又如何影响出路的最终获得？

为建设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工作，将自己的个体价值融入对社会和大众的价值中，是被访者反复提及的另一种意义阐释逻辑。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回馈者”或“关怀者”的意象，认为工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甚至全人类获益。因为每一个工作者都是国家和社会悉心培养的结果，对所属的社群饱含情感，所以工作是对社群的回报和责任。

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固然行动者在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