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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和重生。

罗马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镜子，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

早商的奇迹更多，它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其后一千年都难以再现。那是一种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比如，它拥有地跨千里的遥远殖民城邑，有规模庞大到脱离当时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的大型仓储设施。

在后世的演义文学中，苏妲己是可怕的狐狸精，一心谋害周昌，而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苏妲己才是让周昌获释出狱的关键因素。

这些人牲应当是大学生们练习射箭和搏杀的陪练。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采用“浮选法”来寻找粮食：在遗址中采集土样，打散后放入水中搅拌，而碳化的粮食比水轻，所以粮食会浮上水面。这样，人们就可以采集到古人遗弃的粮食颗粒，观察古人在种什么、吃什么。

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改造的历史记忆，其最初的“内核”会被层层包裹，甚至改头换面，难以识别。但参照考古成果，我们还是能发现“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