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镜子，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在上古的传说中，“大禹治水”是人类改变自然界的宏大事业；禹的儿子启则在随后建立了华夏第一王朝——夏。两代人的故事堪比创世史诗，壮丽辉煌。

在后世的演义文学中，苏妲己是可怕的狐狸精，一心谋害周昌，而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苏妲己才是让周昌获释出狱的关键因素。

倘若仅有这些文字，它只不过是一篇言过其实的政治宣言而已；但有了殷墟考古，则能看到祭祀坑中的累累骷髅、殿堂夯土下蜷曲的奠基人、被抛弃在灰坑中的卑微死者以及屠宰场兽骨坑中混杂的人骨。这就是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亲历过的商文明中的庸常生活，泡在泥水里的猪，成串捆绑的俘，被烹食的方伯……

而且，商王家族擅长用生意人的思维来管理新王朝，扩张目标主要指向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如盐矿和铜锡矿产地。对商朝的远程扩张来说，贸易是和征战同样重要的手段。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在商人文化中，钺是军事权的象征，也是杀俘献祭的重要工具。盘龙城人到晚期还在生产铜钺，说明他们的商文化血脉仍在延续，部族军事体系也一直存在。但是，晚期铜钺却变得不实用和卡通化，又说明他们已经很少杀戮人或牲畜。而把铜钺和各种兵器作为祭品埋入祭祀坑，则几乎是对商人杀祭宗教的一种讽刺了。

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周人称之为“礼”。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相应的车马、住宅、衣服、乐器、玉器、酒器和食器组合，丧礼和随葬品也以此类推。各种典礼仪式上，比如朝见天子、祭祀和宴会等，入场顺序以及站或坐的位置由相应的等级身份决定。

此后，周公和召公对少年成王又有几番关于王朝兴衰的说教。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二人的论说里新增了一个“小民”概念，指的是构成王朝主体的普通农夫和贵族封邑里的农奴。按照周公和召公新发展的理论，王应当关注小民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让贵族）虐待和过度剥夺他们，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所谓：“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先说知名度最高的“姜太公”，也就是姜尚。这是战国以后的人给他的称呼。姜是族姓，代表广义的族群，说明他是羌人。不过，按当时西土的习惯，族姓只能用于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六经”里不会有姜尚、姬昌、姬发和姬旦等称呼。但在战国后，这些礼俗就被忘掉了。

虽然被严重破坏，有些王陵里还是能发现一些出人意料之物，如巨大的鲸鱼骨头，看来商人与海洋一直有某种联系，只是现存的甲骨文从未记载这些，我们也就无从知晓细节了。

后来的周人史诗把他们的灭商事业称为“翦商”，也是取其宏大之意。

在燕山南麓，有一个经常吃人的聚落，这便是今北京昌平区的张营遗址。

究其实质，二里头—夏朝属于古国和王朝之间的过渡状态，或者说在前文明与文明之间的门槛上。

有些骨头，特别是股骨上，有敲砸和刀砍断痕，可能是敲骨吸髓所致。约一半骨头被烧过，应是烧烤食用。发掘报告推测，当时这里应该存在食人风俗，战俘或奴隶可能会被杀死后肢解分食。

这两位通神者都改变了各自的文明；所不同的是，摩西是把上帝和特定族群绑定，文王则是解除上帝和特定族群的绑定。

在周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人祭行为还有星星点点的存在，比如，有东夷血统的恶来的后人秦族，虽然被周朝几度迁徙，但秦族首领仍一直顽固地保留着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的风习。

这些人牲应当是大学生们练习射箭和搏杀的陪练。

所以，必须毁灭殷都，断绝商人的血祭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让他们开始新的、正常的、和平的生活。

其实，它和西周之后的华夏文明很不一样，和战国之后的中国更是判若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