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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彼此之间既能创造，也能毁灭，既会互相关爱，也会互相惊吓，既能彼此带来创伤，也能彼此疗伤。

然而，早期留下的伤痕仍然无法从劳拉和弗吉尼亚身上消失。如果你有机会悄悄观察一下这母女俩，就会发现她们的面部表情很茫然，甚至很悲伤。一旦她们意识到你的存在，很快就会表现出自己的社会人格，对你做出恰当反应，但如果你留意自己的“内心感受”，就会发现在你们的互动中有些尴尬和不自然的成分。母女俩都能模仿许多正常的社会交往行为，但俩人都感觉到在社交中不自然，对发自内心的微笑或是温暖的肢体接触如拥抱等不自在。

与这些受过创伤和虐待的孩子们相处，也使我不禁仔细思考人类的本质，以及人和人性之间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一个人要学习如何才能有人性。

人类是社会动物，很容易被情绪感染。训练、逻辑思维和智力常常无法和群体思考相匹敌。那些无法领会和追随他人情感信号的早期人类可能是没办法存活下来的。遵循这样的信号是在社交中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无法察觉到这些信号是一种严重的不足，就像我们在科纳的案例中看到的一样。但这笔宝贵的遗产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会使我们对其他人做出像德州的吉尔墨地区那样的政治迫害。

如果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饥饿时喂养他们，在他们感到害怕时安抚他们，并且温柔地回应他们在情感上和身体上的需要，最终孩子们将学会如何安抚和安慰自己，这样的技巧会在今后他们面对人生的起落时非常有用。

因此，如上所述，在正常的童年阶段，抚育型的人际互动就会与快乐紧密相连。正是因为我们回应了自己的小要儿那些成千上万次的哭闹，才帮助他们建立起了未来从人际交往中获取到愉悦的能力。

那些在出生时其压力反应系统就调解得较好的婴儿会比较容易抚养，因此父母们就不大可能会沮丧，也就不容易虐待或是忽略他们。

如果某人没有能力理解父母与子女之间清晰的交往规则，那么也不太可能教会他理解同伴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高级的运动功能，比如行走，就依赖于大脑中如脑于等低级区域的有节奏的调节，高级的社交技巧也需要人们在此前已掌握一些初级的社交课程。

比起治疗，首先更重要的是应该重建秩序，随时能给孩子们提供支持交流、关爱、尊敬、倾听、共处，以及能让他们感受到“有人陪伴”的感觉。因为我喜欢开玩笑和游戏打闹，因此当孩子们想要做这样的游戏时，就可以来找我。和这些孩子待在一起时，我会与他们一起画画或是玩游戏，回答他们的问题或听他们说心里的恐惧并安抚他们。和另一些孩子在一起时，我又会扮演别的角色。

人类害怕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未知的世界让我们恐慌。当遇到的人看上去或是表现出不为我们所熟悉或是奇怪的举动的话，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有时，我们会通过剥夺他人权利或是羞辱那些看上去和我们不同的人，使自己感到更优越、更聪明或是更有能力。

很遗憾，免疫系统乃至整个宇宙都不是为了让玩智能手机的巨猿能轻松理解而生的，有时候深入学习很困难，哪怕是学习很重要的主题。你并不需要记住读过的所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