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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目标上，译者的神圣工作就拥有了合法性；原作者在自己的语言中选择了某种意指的方式，译者要在自己的语言中为其找到一个尽可能精确匹配的位置。译者的任务一直就是，通过译出语中的意指方式来丰富译入语，继续使自己的译入语得到发展和深化。换句话说，译者的任务在于，起码要使自己的语言在浓度上更加趋近于真正的译入语——上帝的真语言，即纯语言。因为实质上，一个伟大作家的优秀译作总是丰富了译者本族语言中“异”的力量，对其而言是有益的。

只有在直接濒临死亡的边界状态下，也就是在完全感知到自己存在的状态下，自我的面目才会显现出来

早在1919年9月日，路德维希就着手实施他生活计划的下一个步骤，现在他变成了个赤贫的男人，开始在维也纳昆德曼巷的教师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小学教师培训。也就是说，再不从事哲学研究了。再不！当时，马丁・海德格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新生活方式或者说存在方案毫不知情，否则维特根斯坦的选择有可能会动摇海德格尔新的生活根基。因为那时海徳格尔刚从战场归来，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只想做一件事情：从事哲学。

人类走哪条路可以达到无限性？“无非是通过形式的媒介。人将他的此在转变为形式，也就是说，人现在必然地将所有在人中经历的一切移置到某种客观形态中，在此客观形态中人将自身客观化，以至于自己虽然无法彻底从出发点的有限性中获得自由（因为这还总是和人自己的有限性相关），但是以人类从有限性中成长出来的方式，有限性就会引出某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便是固有的无限性。由此，形式的功能就是可以使人类达到无限性。”

一种原始而基础的统一语言可以作为所有语言和所有意义的基础，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这种想法也以各自的方式在思想上困扰着维特根斯坦和海徳格尔。那么现在本雅明对此的建议是什么？维特根斯坦指出，世界和语言有着同样的逻辑形式；海徳格尔认为，世界在我们之前（在语言上）就已经存在，这种先在性可以穿透意义。本雅明给出的解释和这二人都不同，他从历史神学的角度解答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讲座课的结束语是这么说的：哲学只有通过全然专注于生命本身才能取得进步…哲学没有半点儿自欺，是一门绝对诚实的科学。哲学中没有废话空话，只有可以理解的步伐；哲学中没有彼此争吵的理论，只有真实洞察和虚假洞察之间的争论。而真实的洞察如何获得？只能通过诚实和毫无保留地专心致志于自在生命的真实性中，终归只能通过个人生命本身的真实性，才能获得真实的洞察。

所有那些平凡的其他人，海德格尔无法建立起真正联系的太多人，可能他连建立联系的意愿都没有

就算维特根斯坦是个怪人，但他作为乡村教育者有着清晰的想法和教育理想：去认识，自己是谁；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去经历，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尽可能避免明摆着的瞎折腾和逻辑错误。只要是能够说出来的，那么就可以清楚地说出来。实践超越理论。在此，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去拯救和治愈的话，那就是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整个世界。

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