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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中发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東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应。”这就暗示着有效的社会约束的存在使这种淡漠不可能发生。

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病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除非多元主义已经在全球社会的范围内被消灭，否则带有犯罪意图、需要确保其成员在实施明显不道德的行动时具有持之不懈地服从意识的组织，就得去建造密不透风的人为障碍，将其成员与各色标准、观点所带来的“软化”影响隔绝开来。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几年前，约翰·拉赫斯挑出“行为的中介”作为现代社会最显着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意图和实际完成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之间的空间里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结果就是出现了许多没有人去自觉承担的行为。

这种发展,在工具力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很容易地、无声无息地会引致“临界质量”的状态一在这种状态下技术创造的世界却无法被技术控制。正如现代技术之前的现代绘画或者音乐或者哲学,它必然会达到其逻辑的最终目标,而确立其自己的不可能性。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怀贞鲍姆坚持认为,至少要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这是一种关于距离和远距离结果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不可思议的广阔范围内来衡量技术行动的果的道德规范。

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在台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

那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转变为德国集体罪行中剑子手的？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 moral inhibi tions）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到一起都会起作用：1⃣暴力被赋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2⃣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東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3⃣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

在盲人谷，独眼人就是国王。在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世界里，非理性的冒险家就是独裁者。

不要睡懒觉，不和太阳一同起身就辜负了那一天。勤奋是好运之母，反过来，懒惰就空有大志，成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