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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判定某个男人算不算自己的性伴侣，甚至自己是不是与他有过性行为，其实是根据女人世界中的行为逻辑，可以有近乎无穷的理由与标准，而且非常可能与男人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水火不容。因此，女人的计数必然不同于男人的。尤其是，由于绝大多数女人比男人更加重视和认同性关系的感情性质，更倾向于排除那些自己没反应或没感觉的性，因此如果女人的计数少于男人，那才是真实情况，才是人类社会的真实，而不是生物学的统计结果。

这种“无限制的推理”违背了“假设不能作为推理的前提”这个逻辑学的基本原理。换言之，每一步推理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已经发生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根据“如果”来推导出结论。这是我一直在跟别人讨论时，对方用假设来推导，我需要知道他的逻辑谬误。

上学程度越高，越可能盲从减肥。与小学及以下上学程度的女性相比，一上初中，盲从减肥可能性就是其大约1.5倍，上高中是其大约2倍，上到大专及以上就是其2.5倍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仍然处于男性中心论的笼罩之下，因此与发达社会相反，学历越高不仅没有带来女性主体自觉的提高，反而使得女性愈加顺从。同时，越是受教育多就越是准备进入上层社会，因此也就越是不得不遵从主流价值观与性别审美观。

传统中国没有避孕和人工流产，这才是制止女性发生任何非婚性行为的最有效武器，远比孔夫子的教导要有用得多。如果女性结婚了或者同居超过6个月，那么她们的多伴侣发生可能性就会减少39%。这表明，长期固定的性关系成为对女性的强大制约。反过来说就是，女性的多伴侣对于传统婚姻的冲击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这更多地发生在未婚或者未同居的女性中间。

最后，笔者愿意为此贡献一个1987年亲身经历的小故事。询问：你有过婚前性行为吗女答：没有询问：那你还是处女啦？女答：也不是询问：那时怎么回事？女答：因为我爱过

笔者主张的是“跟护”：我支持孩子朝任何方向走，我只是告诉你前面可能有什么，而且在你后面保护。如果你真的掉到坑里了，我负责把你拉出来。然后，你还可以再次选择，我也一直护到我的最后。

它是彻头彻尾的现世主义，既不关心自己从何而来，也不考虑去往何处，“好死不如赖活着”，根本不管生命有什么意义。可是这种文化又是新兴的，是“P民主义”〔10〕生活方式的体现。当然，不管笔者喜欢不喜欢，它也是当代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就越多；越低则越少。在上学或待业的男性中只有30.0%，在农村劳动者中增加到42.9%，在生产工人中是45.1%，在商业或个体工作者与白领阶层中则增加到66.9%和63.9%。这并不是性道德的问题，而是社会阶层的问题。中国的体力劳动阶层的男性，与其说是更愿意遵守“婚前贞操”，不如说是更不容易寻求到婚前之性。

虽然丈夫和妻子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性高潮频率在最近10年当中至少并没有显着地减少；但是无论是丈夫看妻子，还是妻子看丈夫，总体上都认为对方的性高潮越来越少了，而且形成了显着的差异。

人总是把与自己相似的人估计得更多，却把不同于自己的人数往少估计。笔者这一看法，底气十足。笔者从1991年到2006年五次调查了全北京市和全中国的大学生，其中问道：“您认为，在现在的大学生里面，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已经有过性交了？”结果发现了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是那些自己性交过的人，把全体大学生的性交比例估计得很大，反之，自己没有过性交的人则把这个比例估计得很小。五次调查的结果无一例外。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