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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

我同样想使人们能对文化霸权的运作方式有更好的理解。如果这一做法能够激发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处理东方，如果它能将“东方”与“西方”这类概念完全抹除，那么，我们就会在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对“固有支配模式”的“抛除”上稍稍向前迈进一步。

但东方学到底是怎样运行的呢？人们怎样才能既将其描述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思维方式，又将其描述为一个当代问题，一个物质现实？

学者们喜欢一一比医生们更喜欢，比如说一一研究他们所喜欢和感兴趣的东西；只有夸大了的文化责任感才会驱使学者去研究他不喜欢的东西。

世俗世界是人类创造的历史的世界。人类这一中介必须受制于细致的考察和分析，理解的使命正在于对其加以领悟、批评、影响和评判。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被制造出来的文明的冲突，而是聚精会神于相互交叠的文化中慢慢合作，这些文化以远为有趣的方式彼此借鉴、共同生存，绝非任何删繁就简的虚假理解方式所能预想。但是为了那个远大的目标，我们需要时间、耐心和具怀疑精神的探究，加以对阐释群体的坚信……

对夏多布里昂这样如此矫情的人而言，东方是一块斑驳破烂的画布，等待着他去修复。

想要對世界獲得真正的瞭解，從精神上對其加以疏遠以及以寬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條件。同樣，一個人只有在疏遠和親近二者之間達到同樣的均衡時，才能對自己以及異質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斷。

东方学乃建立在外在性的前提之上，也就是说，是东方学家一一诗人或学者一一使东方说话，对东方进行描述，为西方展现东方的神秘。除非将东方作为他所说的东西的第一推动力，否则他绝不会对它产生兴趣。他之所说和所想，由于已经被说、被想，都表明东方学家位于东方之外一一在此，东方既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也是一个道德的事实。

最后，在面对其历史复杂性、细节和价值时，我们怎样将东方学这一文化和历史现象处理为一种有血有肉的人类产品，而不仅仅是一种冷冰冰的逻辑推理，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文化产品、政治倾向、国家与具体现实之间的联系？

然而，谈到伊斯兰，欧洲的恐惧一不可能总是对它心存敬意一一不是没有道理的。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后，伊斯兰军事上的霸权剧增，这种额权后来又扩展到文化上和宗教上。首先是波斯、叙利亚和埃及，然后是土耳其，然后是北非，相继陷落到穆斯林军队手中；8世纪和9世纪，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的一部分被征服。到13和14世纪，伊斯兰的统治往东远至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不要睡懒觉，不和太阳一同起身就辜负了那一天。勤奋是好运之母，反过来，懒惰就空有大志，成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