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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场的生活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所有的集体生活可能都需要放弃、妥协和糊弄。在集体生活中我学会了如何自我保护，但我绝不学习如何为集体献身。拒绝为集体献——把这个理念正当化オ是我为之献身的事业。

兵变队伍在赤坂瓮域一带阻断了交通，打着枪的士兵看到那天早上去上学的中学生就眼他们聊天，对他们说：“总之你们先回家吧。”然后，学生们就各自回家了。再没有比中学生更安全的身份了。军人杀了大臣、袭击了警察局、往朝日新闻社的轮转机里扔沙子，但却不会与东京市民为敌。

然而，冷酷无情却又充满激情的老师们，一旦判断这个学生在小升初考试中发挥不了作用，就不再理会他，既不会提问，也不会批评他。看不懂题的学生不会挨骂，只有做错题的我们才会硬老师痛批。他们不过是影子，我们才是真正的存在。对此我们也是心知肚明。

当时的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大伯他在社会上就是一个无用之人，我也没法想象他的这种无用和他人品上不招人讨厌之间应该是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的。

儿童的语言可以很容易实现向成人语言的转变，但反过来却很难。大人们各有各的幻灭，但多数人的工作已经忙到让他们对自己的幻灭都视若无睹。我父亲的工作一点都不忙，所以他不会假装看不见幻灭，他试图把幻灭给理论化。在父亲巨大的影响之下，我的人生顺序和常人不一样，我不是先有梦想，之后逐渐开始幻灭，而是一开始就带着幻灭，然后逐渐地才有了梦想的样子。

老先生意识到自己在白费力气之后，就用英语、德语和日语的混合语说：Youarenicht偉い人！（“你们不是伟人！”）

他耐心地跟我解释，努力地说服我，没有丝毫不耐烦。他想尽办法，一直努力地想要说服我，哪怕我只是个小孩子一这种人格魅力比一匹真马更让我感动。

突然地，没有任何动机，也没有任何理由，我的脑里浮现出一个不容否定、奇特又清晰的想法——这里的一切都毫入意义。屋里所有的人，他们兴奋的表情、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大意喧闹，都像潮水般迅速地退去，退向无垠的彼岸，变得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我马上离开了人群，一个人走到黑黢黢的院子里夜晚的凉风带着若有若无的花香吹到我微醺的脸颊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我仿佛是在看戏一般，却不知这出戏演的是什么。戏里的外祖父跟孩子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站在楼梯口，我心里知道，戏里的主人公转眼间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作用不过是来给这一出戏当看客而已。

殖民地帝国的国民，去殖民地开医院的时候，与其当“圣人”，不如先搞清楚自己对殖民地帝国主义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可能还要加上一句，殖民地帝国主义就是一个伪善的体系，把个人的善意从整个体系剥离出来，对于体系本身而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构成一种挑战，也是存疑的。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