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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到某个人，究竟是谁，曾经断言寒冷和旅馆卫生情况是一伙的。

老人的目光穿透我的皮肤，检阅我的每根骨头，然后出门，上街，翻过一座座山坡，拜访每棵树、每滴橄榄油、每种颜色的葡萄酒、每个被抹平的足迹、每轮敬酒的歌咏、每头在宿命时分死去的斗牛、每场日出、每位出现在庄园门口蛮横无理的国民警卫队员、每条远道而来的新闻、每封寄不到的信（因为这就是人生啊）、每次间隔越来越久直到远方成为一种笃信的沉默。

以前，要去到快乐的国度是那么简单，虽然地图上没有标记，但大家都知道怎么去，那里有独角兽和大麻森林。那条失落的边境线，我们再也找不到了。

苏萨娜起身招呼其他的老主顾，她打开临街的窗户，外面没有风，尘雾消失，也让人看清了对街的人行道。那一刻，巴塔哥尼亚的人与静夜之间毫无隔阂

我并不怀疑他最终能做到，而且，别过老人后，我热切地希望他尽早成行，因为，这个背着包穿橙色衣服的光头，在成千上万人里，至少有这么一个能去到加尔各答，那么那条边境线终将失而复得，让我们走进快乐的国度。

特木科是一座忧伤的城市，黯淡且多雨，没人会认为这里适合旅游，但是图卡佩尔军团把它打造成了类似全球施虐狂永久集会的胜地。参与审讯的除了智利军方（他们好歹是东道主），还有巴西军方情报部门的猴子们（他们是最坏的，美国国务院、阿根廷准军事组织、意大利新纳粹），甚至还来了几个摩萨德特工。

恐惧被拒之门外，因为有个看不见的无情守卫，负责不让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踏足。

那个巴塞罗那的正午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很多年又几个小时，因为此刻，我在等码头工人往“殖民者”号上装完东西，然后才能登船，现在也是二月的某一天，下午三点。世界之南已正式夏，但太平洋上的寒风让这个细节变得毫无意义阵吹到骨头麻痹，而不得不去回忆里寻找热度。

他没有看我，声音很低很低：“这些年，真的多谢你了。”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我也没有回答，不知怎么的，就怔怔地坠下一滴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