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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未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战后德日两国处理其战时罪行的不同态度。德国的反省或许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它不仅承认纳粹分子个人有罪，而且承认德国战时政府也对战争期间的罪行负有责任，并使这种反省成为其战后政治认同的一部分。然而，日本政府却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尽管许多人为迫使日本政府直面真相而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许多日本人仍然将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的孤立行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些野蛮罪行从未发生过。

日本人曾在事后辩称，飞行员在激烈的战斗中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再加上烟雾弥漫，他们没有看清帕奈号上的美国国旗，但这一说法后来被证明完全是诡辩之词。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出版一名纳粹分子的文件或是宣扬他的成就（不管这些成就多么值得赞扬）在政治上都是不合时宜的。

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

日本电影发行商对《末代皇帝》中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所做的手脚充分说明了日本的自我审查制度。

因为只有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驾驭未来。

审查教科书的问题远未结束。现在，一些日本官员不再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是致力于缩小大屠杀的规模。

南京大屠杀迫使这些记者跳出中立观察者的角色，成为这场战争悲剧的全面参与者。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记得，在开车送病人回家时，疲惫不堪的麦卡伦为保持清醒常常拿冷毛巾擦脸。但是，当冷毛巾也无法提神时，麦卡伦就咬舌头以保持清醒，一直咬到舌头出血。

安全区的大多数负责人都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没有与大批强奸犯、杀人犯和街头流氓打交道的经验。然而，当时他们在南京甚至会充当起保护警察的角色，而且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如勇士般投入战斗：将中国男人从刑场救出，将日本士兵从中国妇女身上踢开，有时甚至纵身跳到机关枪和大炮跟前，阻止日军开火。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