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未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战后德日两国处理其战时罪行的不同态度。德国的反省或许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它不仅承认纳粹分子个人有罪,而且承认德国战时政府也对战争期间的罪行负有责任,并使这种反省成为其战后政治认同的一部分。然而,日本政府却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尽管许多人为迫使日本政府直面真相而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许多日本人仍然将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的孤立行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些野蛮罪行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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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曾在事后辩称,飞行员在激烈的战斗中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再加上烟雾弥漫,他们没有看清帕奈号上的美国国旗,但这一说法后来被证明完全是诡辩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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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出版一名纳粹分子的文件或是宣扬他的成就(不管这些成就多么值得赞扬)在政治上都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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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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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发行商对《末代皇帝》中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所做的手脚充分说明了日本的自我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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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驾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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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教科书的问题远未结束。现在,一些日本官员不再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是致力于缩小大屠杀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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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迫使这些记者跳出中立观察者的角色,成为这场战争悲剧的全面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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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记得,在开车送病人回家时,疲惫不堪的麦卡伦为保持清醒常常拿冷毛巾擦脸。但是,当冷毛巾也无法提神时,麦卡伦就咬舌头以保持清醒,一直咬到舌头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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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魏特琳——“南京的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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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的大多数负责人都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没有与大批强奸犯、杀人犯和街头流氓打交道的经验。然而,当时他们在南京甚至会充当起保护警察的角色,而且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如勇士般投入战斗:将中国男人从刑场救出,将日本士兵从中国妇女身上踢开,有时甚至纵身跳到机关枪和大炮跟前,阻止日军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