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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干部们即使不满，也没有机会进行申诉或抗争。据了解，当时曾有游击队干部向另一浙南游击队著名领导人邱某咨询应如何对应局勢，后者只能无奈地表示不要做出任何使局面复杂的举动。当然，也有些地方的游击队干部并不甘于坐以待毙，采取了向上级申诉或发动部分群众向上级反映的策略。这些举动无一例外均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不仅如此有些向上反映问题的游击队干部甚至还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我们强调了最大化自己的政治利益是地方政治精英进行一切经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动机

游击队干部当然不会对这样的政治安排完全满意，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组织和高层政治关系上都不占优势的游击队干部实际上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同时，由于游击队干部对党内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他们也没有把目前的政治安排和革命胜利后权力资源的再分配联系起来。他们更不可能认识到，未来各种政治运动将不断涌现，而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将进一步地被边缘化。

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原有体制和束缚的突破和对现有体制下的半合法甚至不合法的经济活动的大胆尝试。

根据上面的分析，地方官员究竟是“掠夺之手”抑或是“帮助之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政治网络中的地位：越是靠近权力核心、政治生存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庇护和提拔的官员，就越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反之，越是处于权力边缘，从现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网络中获得庇护和晋升的可能性越小的官员，就越可能成为帮助之手。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业改革期间，地方领导人对民间自发的农业生产“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立场和态度，往往是决定此类经济活动是否能顺利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和当时四川省委的负责人就是对此类经济活动表示支持的地方领导人的代表人物。当时民间有谚云：“要吃米，找万里……＂。

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缺少人手、孩子不能上学等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边保护，一边研究，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美术临摹等方面的业务方向，为敦煌石窟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