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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追至三十多年前，我刚进中山大学历史系，便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后来又放宽条件，说是从50岁开始。由此前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

七、梁义群于1989年发表论文《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称：“经作者查核，鸦片战争军费应为2000余万两”，但该文作者没有详细说明其查核的过程。

清军之所以难以集中兵力，作者在拙文《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中提出三点原因，即清军落后的军制使清军束缚于各地，难以调动集中；清军落后的装备和交通条件，使清军难以预定战场，快速运兵；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难以应付浩繁的军费。这些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

除此三點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統治者們並沒有把英法聯軍當做最重要的敵人，他們把清軍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鎮壓太平天國、撚軍以及各地人民起義的各個戰場上。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在各国帝国主义百般蹂的大环境、大背境中产生出来的，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相比，有其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仇外情绪之间，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作者作此长文，本意在以历史学者的态度，客观详尽地叙述公使驻京与西礼觐见的具体过程。但作者自知，种种愤怨在文中处处泄露。

清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它对付揭竿而起、组织涣散、缺乏作战经验的人民反抗斗争颇有经验，而与西方近代化的军队较量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兵力上从优势到失去优势，英军兵力虽少而在作战时并不处于劣势，正展示了中土与泰西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在探索清军如何丧失兵力上的优势时，又可以看出政治制度与经济因素是其最终的根源。

是年8月18日至21日，正当北方英法侵略军占据大沽后路的大、小梁子，进攻石缝炮台和大沽北炮台之际，驻在上海的英、法“友军”却与清军共同阻挡太平军向上海的进军。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上海地区中外势力的联手，说明了上海地区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与英、法等国利益的一致性。代表他们利益的江浙官吏，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派。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学术刊物、出版社增加了几十倍，但年轻人的发表机会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反而经常听见他们说起各种各样的“版面费”、“补助费”。我以为，编辑部也是培养人的地方，编辑也可以成为史学青年成长的导师。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