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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传统，文明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这些传统不被破坏，也不可能出现人类的进步。传统代表着观念、需求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的综合体作用下的产物，对我们施加巨大的影响。

你在别人口中的好与坏，取决于你和他们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好听的话不要太当真，难听的话别走心。

要想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一个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判断力、经验、创新和品行，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赋予的。教科书就好比字典，是有用的工具，可供查检，但大段大段的死记硬背却百无一用。

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善行感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善良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盲从、偏执和狂热。

他们就像一些树叶，会被暴风卷起，向着四面八方、每个方向飞舞，但是他们又都会有一个最终的归宿，就是落在大地上。

制度和法律不过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了我们自身性格的需要。它们是人类性格的产物，无法改变我们的性格。

仅仅因为人多势众，群体中的个人就会滋生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就会变得感情用事，而他独处时往往是收敛的、理性的。

群众从未渴望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了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而谁摧毁了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支配着大众的，永远是榜样，而不是论证。每个时期，无意识的群体都会模仿少数有个性的人。但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人还是会默认普遍的观念。他们要不这样做的话，模仿他们就会变得异常困难，他们的影响力也会因此缩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的人，对于自己的时代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两者有太严重的脱节。

群体对强权俯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