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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就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艄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学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是偶发的，而内乱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遇之联合产儿也。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戊戌变法是我国3000年历史中，在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王安石（1021—1086）之后，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回看“甲午”（1894），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八一三”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克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闻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不才老朽，如果是毛毛的博士论文导师，为着达到“国际水平”，我就劝她把这一段引文“划掉“。因为那是一段“狗皮膏药”、“废话”、“党八股“。毛毛呀！从文学观点、史学观点来说，还是您贵老爸的三字经“跟着走”，最传神、最真切，也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打一百分。

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