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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勇士，是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内心的人。他们被神灵擦亮眼睛，最终想改变的只是自己。

其实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塞内加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的问题就放大和变得尖锐、咄咄逼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时时在面对这样的矛盾，也就是人类＂性本恶＂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他的行为，则是他隐于内心的欲望。哲学不能帮助他战胜自己的欲望。

作为君王，迫害异教的威力，可是那最终只是假借上帝的名义在行使世俗权力。而再大的世俗权力，也不能帮助你在内心里获得安宁，或许相反，你可能因此更无安宁，永无宁日。人却需要安宁，你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应付他人，而是为了更能面对自己，返回内心，君王亦不能例外。

假如說希臘人教會了西班牙人釀酒，那麼，是羅馬人才把西班牙人灌的大醉。那些在西班牙出土的精美希臘雕塑，怎麼和羅馬人相比？羅馬人如同巨人，用巨石壘巨石，重築了一個西班牙。

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可是，似乎有这样的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宗教，越是兴盛强大、对自己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容易做到宽容。过度的紧张，一点碰不得惹不起，可能源于不自信。外表过度的自尊，源于内心难言的自卑，因而强行拔高自己的力量，显露的可能恰恰是弱者的心态。对文化的排斥甚至仇视，应该是无助于一个文化的健康生产，或许，在兼收并蓄之中方能激发自身的活力。

人从一开始就在征战，挑战外部世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这是容易的那部分。悟性到了一定的火候，人要开始面对一种深刻的痛苦。那是他看到自己本质上的善恶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是如此艰难，他会突然感到那种如塞内加一般的绝望。

人的快乐，是来自于对自己从善的信心，哪怕你是弱的，哪怕你正面对着一个强势力量，你不可能“取胜”，但你有自己的精神乐土。如果你愤恨，你就和对方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只有当你开始怜悯对方，你才终于有能力离开了脚下可悲的境地，你的心开始有能力随着提琴的旋律上升了，你自己就有希望了。人对宗教的寻求，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在走。

塞内加利用职权聚集财富，在乡间大放高利贷，他在把英国的私人钱财收回的时候，甚至引起恐慌和导致当地造反。更令人无法原谅的是，塞内加纵容尼禄的荒淫，宽恕尼禄的残忍，在尼禄弑母的时候，塞内加甚至配合尼禄编造了尼禄母亲＂谋反败露，被杀有理＂的信件，向元老院提出解释，使得尼禄得到开脱。

人有欲望，人有探险的精神，人也在欲望的驱使下冒险。有许多人，是在把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致，也把自己逼到死角，在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他变得“抽象”、得以升华，早就传奇。可是区别在于，在古代社会，这样的英雄可以不受约束。在现代社会，人们有了强弱社会之间新的道德观念和法律约束。你可以探险，但你不可以去一个新大陆侵略和抢劫。

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的绝对臣服，他们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外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女人面前堂.吉柯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前绅士的骄傲。

因一人而兴邦，因一人而丧邦，这是战国时代特别常见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