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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

他们不是靠批判的研究、博学的讨论来宣传这些见解，而是靠一些精彩的句子、文字游戏、闪亮诱人的恶毒话语。

画家的目光停留在那张脸上，宛如一只突兀而粗暴的手，试图占有这张脸的本质，占有这颗隐藏在深处的钻石。我们当然不能确定，这些深处是否真的蕴藏着什么------然而无论是何种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突兀暴烈的手势，以手的动作去破坏别人的脸，试图在别人身上或背后找到隐藏在那里的什么。

很可悲的，人们的脸都是一样的（人口如雪崩般疯狂增长，更让人加深了这种感觉），一张张的脸让人浑淆，再加上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也知道，人的行为是相互模仿的，就统计来说，人的态度是可以计算的，人的意见是可以操弄的，所以，人与其说是一个个体（一个主体），不如说是一个总体里的一个元素。

我想到高尔基。他渴望为那些可怜人他们挫败的革命（1950年那场）做些好事，所以他写了他最糟糕的一部小说《母亲》，这部小说在许久之后（因为党的高层的谕令）成了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的神圣典范。他的那些小说（远比我们愿意相信的更自由也更美），就这样消失在雕像所树立的人格背后了。

这就是关于原型的冲突：一种新的风格，一种新的美学，这些东西如何捕捉？像历史学家喜欢的作法，努力回溯，找到艺术家年轻的时候，找到他第一次交媾，找到他包过的尿布？还是，像艺术实践者，关心作品本身，关心作品的结构，并且去分析、剥解、比较、对照？

路西法悖论即是：如果一个社会（譬如我们的社会）流泄着损人不利己的暴力与恶意，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没有真正经历过恶的统治。因为历史越是残酷，避难的世界就越是美丽；处境越是平凡无奇，就越像那些“逃亡者”紧紧攀附的救生圈。

就让我们把纪德的拒绝当成某种高贵的作法，为的是保护一个异乡人不容侵犯的孤寂；一个永远的异乡人。

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

在清算的年代，最痛苦的伤口是绝交的伤口，而且，没有比为了政治而牺牲友谊更愚蠢的事了。

当做坏事像下雨像一个人把一封要函送到下班后的接待处：接待处已关门了。像一个人试图警告市洪水就快来临，但讲另一种语言。他们不明白他。像一个乞丐第五次敲一扇门，前四次都有人他一点东西：第五次他肚子饿像一个人伤口血流如注，等待医生：伤口继绩血流如注我们也是这样，前来报告有人对我们做了坏事。最初报告我们的朋友被屠杀时，有人惊呼。然后是一百个人被屠杀。但是当一千个人被屠杀并且屠杀不会停止时，沉默便扩散开来。当坏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