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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不多睡着了。我看见母牛在锻造炉那里的贫瘠土地上注视着我，云团般的苍蝇绕着它们的嘴和眼。据说那头多色的短角牛很凶猛。

在教堂听讲道和在剧院看一出糟糕的戏是世上最难过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僵住不动了，然后不断看手表，斯特林堡就说过：“人生是短暂的，可是如果时间停滞不动，你就会觉得人生太长了。”我和其他许多常上教堂的人一样，坐在讲坛前面的时候就迷失了。我觉得教堂很像水族馆，里头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物种：有圣徒，天使，先知，也有魔鬼。

她不太在意自已，对生活也不挑剔，但却是真正在生活着。她患有胃溃疡，时常发作，她自己也不在意，只要暂停几天不喝咖啡，服些药就好了。她和丈夫的关系很糟，她也不很以为意，她觉得任何婚姻迟早都会变得乏味无趣，最后只剩下性关系的往来而已。至于晚上睡觉会梦游的毛病，也许是吃的东西不对，或是喝酒太多，并没有引起她的焦虑不安。总之，人生对她而言是庄严的，一切顺其自然。（她指的是伯格曼的第三任妻子：贡·哈格贝里）

电影不是一种记录，而是一种梦幻。这说明了为什么苏联导演塔尔科夫斯基那么伟大。他在梦幻的空间里优游自如，他并不诠释什么。问题是，他要诠释什么呢？他只是一个观察家，但他却让他的影像活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我穷毕生之力在轻叩那个梦幻世界的门扉。塔尔科夫斯基能够悠游自如的世界，我却只能偶尔一窥其堂奥而已。

信的最后，除了附上她接下来可能的通讯地址以外，还有个充满感情却非常正式的结尾：“亲爱的英格玛，让我紧紧拥抱你一下，你是否还是那样瘦削呢？克拉拉。”我从没有给她回信。因为语言障碍难以逾越，我也不想使自己出丑。但我始终保存着这封信。1969年拍摄一部叫作《仪式》的电影时，我几乎一字不漏地引用了它。

儿童表演常常有其特殊的一面，他往往能自然而不做作地表现出复杂的情感，好奇和恐惧中有一种动人的坦诚。我终于理解了费里尼讲过的，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有关阿尼塔 埃克贝里的一则小故事。那时费里尼在摄影棚里拍《甜蜜的生活》，阿尼塔的最后一场戏发生在小汽车内。这场戏拍完时，她哭起来，这可不是影片的内容。她不愿离开小车，还紧紧抓住方向盘不放。最后人们亲切地安抚她，才将她带出了摄影棚。

这凶残的无赖，没事就打我，我一定要杀了他，绝对不饶他，回到家之后一定要把他慢慢折磨到死，叫他哀号求饶。（这里的无赖指的是英格玛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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