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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自己说想离婚，应该没有人会理解我吧。“你到底对那么温柔的丈夫有何不满？”任何人，搞不好连自己咨询的律师都会这么说吧。而且如果真的想要离婚，自己必须先找份工作，还有住的地方，也得帮文香找托儿所才行，还得考虑如何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想到这里，里沙子愕然意识到：我竟然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全被阳一郎巧妙地夺去了。我根本无处可逃。不过，那也是因为我自己选择了温顺地放弃，结果搞得自己毫无立足之地。

就算时代再怎么变化，生下孩子的女人也不该只因为嫌照顾孩子太累、没办法睡觉，就嚷嚷着“早知道就不生。还有，女人也不该过分期待孩子的父亲伸手帮忙。

就算一直被说“你很奇怪”，却不动脑思考这句话的意思，只是将感受到的违和感单纯地归类为“麻烦”，放弃了解所有相关的事情，也放弃思考与决定。仅仅外界因素，是不会让人变得如此愚蠢、缺乏常识和存在感的。自己本身应该也在把自己往那个方向推吧？因为我被只知道这种爱的方式的人爱着。

审判结束后，去看个心理医生吧。婆婆真的担心我吗？里沙子感受不到丝毫担心与关怀，只能感受到朦胧的恶意，而且因为太过朦胧，所以直到现在才发现那是恶意。

母亲不顾一切地否定女儿，试图让自己和女都相信，女儿永远是那个无知、爱闹别扭、缺乏常识、需要费心照顾的孩子。其实，让人觉得饱受東缚的不是那个小镇，也不是那个封闭的家，而是待在那样的母亲身旁。里沙子，不，或许很多女儿都不知道应该抵抗这样的母亲吧。所以会轻易相信母亲说的每句话，认为自己无知、缺乏常识，因而自责不已。

但是，里沙子现在总算明白了，阳一郎不是想说自己挑选的回礼很怪，也不是想强调没有男人会把加班和应酬主动向老婆报备，是想说“你很奇怪”“你错了”这种话。不是想要我改掉奇怪的毛病，也不是想责备我做错了什么，阳一郎只是想将自卑感这东西种植在我心里一一里沙子就像是在理解别人的事情。

并非憎恨的对象，也不是什么敌人，但那些人就是忍不住想要伤害，伤害那个睡在自己身旁、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这世上就是有这种人。

当我们尽情畅谈时，我们谁也不是，不是母亲，不是妻子，也不是谁的女儿；没有任何包袱，也没有名牌奢侈品、工作、前男友，更没有其他年轻母亲来束缚我们。我们或许能第一次真正做回自己，以天真的自信与满满的活动，面对彼此。里沙子不由得梦想着这早已不可能的相遇，以及永远不会到来的闲聊时光。

如果他的目的是想伤害我，让我感到不安、失去自信，他的确没理由对我说任何安慰的话。

不待在原本应该待着的地方，放弃思考、放弃做决定，带着轻松却不安的心情，没有任何行动。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了。这种感觉不是从上学时翘课开始的，而是从更小、更年幼的时候。自己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不去思考是什么拘束了自己，只会说些迎合母亲喜好的话题；不去思考被束缚的原因，只是一昧地逃避现实，也逃避思考。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