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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正如加里波第说的，美国是一个使人“忘记祖国的国家”，那么让那些对祖国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儿吧，他们应该离开自己的墓园。但是对我来说却正好相反，随着我对拉丁-日耳曼的欧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对俄国的信心重又恢复了——当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国，那是荒谬的。

奥加辽夫，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着手跨进生活的！我们毫不畏缩地、高傲地前进，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未抛弃过它。我们受伤，失败，可是始终站在了一切人的前头。现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禁想寻找你的手，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我要握住它，带着苦笑说：“我们毕竟走完啦！”

在我眼中，几乎一切都没有差别，……让结束像开端一样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毫无意义吧。

自由主义构成了最后一种宗教，只是它的教会宣讲的不是来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学是政治学；它立足在地面，没有神秘的和解办法，它需要事实上的和解。

我不喜欢蟑螂，正如不欢迎一切不速之客一样。我的这些邻居叫我非常讨厌，但又无可奈何——对蟑螂生气是没有用的，只能安心住下。幸而过了两三天，它们都爬过板壁，去跟宪兵做伴了，因为他那儿暖和一些，我这儿只是偶尔光顾一下，一只两只的，动几下触须，马上又退回隔壁取暖了。

别林斯基非常怕羞，平常遇见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时候，他就会手足无措；他知道这一点，想要掩饰，结果反而弄得很滑稽。K要他一起拜访一位夫人；离她家越来越近，别林斯基也变得越来越不安，他问，可不可改天再去，说他头痛。K了解他，不理睬他的借口。车到门口，别林斯基一下雪橇，便想溜之大吉，被K一把抓住大衣，拖进了屋子。

在我的信中，除了真诚的感情之外，还有佶屈聱牙的句子，矫揉造作的文字，这显然是雨果和法国新小说家一流人的影响。

他在经济上受到文学包工头的剥削，在精神上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在彼得堡他的周围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罗的海气候对折磨他的疾病又有致命的危害，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变得愈来愈愤愤不平，容易动怒。他回避生人，怕羞到闭门不出，有时几个星期闷闷不乐，无所事事。于是编辑部一再写条子来催稿，这位被奴役的文学家只得咬紧牙关，拿起了笔，写出了那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读者心惊胆战的起诉书。

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別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

那是一种神秘的生理亲和性，一种自发的本能。我们先是接近，然后才互相认识。

当做坏事像下雨像一个人把一封要函送到下班后的接待处：接待处已关门了。像一个人试图警告市洪水就快来临，但讲另一种语言。他们不明白他。像一个乞丐第五次敲一扇门，前四次都有人他一点东西：第五次他肚子饿像一个人伤口血流如注，等待医生：伤口继绩血流如注我们也是这样，前来报告有人对我们做了坏事。最初报告我们的朋友被屠杀时，有人惊呼。然后是一百个人被屠杀。但是当一千个人被屠杀并且屠杀不会停止时，沉默便扩散开来。当坏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