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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国家，现实与原则通常都有一段距离，特别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对这点感受最深。因此，各地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热衷于支持理想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在对待成人世界意识形态方面，要比成人们更严肃。

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首都成为“世界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据估计，那儿法学院1960年的毕业生是该行业可容纳人数的18倍。……这种文化教育的普及对60年代初期的韩国动乱恐怕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动乱的主要来源就是学生。

正如需要有現代國家來創立軍隊一樣，軍隊也創立了現代國家，二者互相影響。

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它只有在于合法性原则挂上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

城市中产阶级想要得到的是国家尊严、进步感、国家目标和通过参与重建整个国家而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些是乌托邦式的目标，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使之真正实现的要求。

沃尔特·李普曼说过：“我确实知道，对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

知识分子是离心离德，而农民则是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目标总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而农民的目标则是具体的，他们要求再分配。这种特点使农民成为潜在的革命者，因为地主必须被剥夺，农民才能得益。……因此，通过革命或其他方式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会使农民从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变成为基本的社会保守力量。

主權在民之說同主權在神之說一樣含混不清。人民之聲和上帝之聲一樣，也可呼之即來。所以，它是一種隱伏的、被動的和終極的權威，而非積極有活力的權威。

疏离的大学毕业生准备发动革命，疏离的技校和中等学校毕业生筹划政变，疏离的小学辍学者从事经常性的五花八门但无关紧要的政治骚动。

无情最是原上树，依旧红霞染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