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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太子在军事和行政上的分工实质上是皇权职能的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身正意味着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因而必然导致皇权运行的危机。……正平元年（451年）事变发生，结果太子与皇帝相继被杀……标志太子监国制的终结。接着发生了阉官宗爱篡权……后权便在政治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了。

在此六年之內，除了遺腹子道武帝外，賀氏又生下了衛王儀、泰王觚和陰平公烈。雖然生育得密一些，但並非不可能。

尊崇母权的遗俗通过保姆干预政治的方式又顽固、曲折地表现出来了。窦氏、常氏的干预政治最后终于发展成为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

母权制遗俗既然在北魏社会影响深刻，那就绝非是以简单的杀戮办法所能根除的，它还会通过别的方式和途径继续顽强地表现出来。

上上户出绢数量为下下户出绢数量的五倍，表面上看似乎照顾了贫困户，实际上恰恰相反，受益的是富裕户。因为，下等小户大多为三、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上等大户却往往如《李冲传》中所言“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上上户与下下户之间的劳动力之差却远不止于五比一。……何况，在宗主督护制下，豪强地主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宗族权和行政权，采取种种方法去“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从而把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的头上。

明元帝诏书：“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

汉末以降二百年的变迁，将平城搭建成为演绎历史的大舞台，它在交通方面的地位也必然会迅速上升，成为北魏全境各个地区共同趋向的中心。反过来看，平城变化的意义，并不止于它在交通地位上的提升，而是从根本上撼动了汉族传统的以中原都市为中心的旧观念。

清河王政變事在《魏書》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紹傳》和《資治通鑒》卷一一五《晉紀》義熙五年（409年）條中均有記載，但文字略有差異。前者說，清河王紹殺道武帝後曾問群臣道：「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後者也載有類似的問話，只是「父」字之上多了一個「叔」字。但從清河王紹說話時道武帝已經被殺的情況來看，似依《資治通鑒》作「叔父」較為合理。

以「父」代替「諸父」，在古典文獻上也還是常見的。更何況清河王紹當時應該不是說漢語，而是說拓跋鮮卑的語言。在拓跋鮮卑的語言環境下，「父」和「兄」大概都是複數形態，譯成漢語才顯得模棱兩可。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丁亥，孝文帝“辞永固陵”。同月己丑，孝文帝以伐齐名义亲率步骑百万余南下。九月丁丑，孝文帝中止南伐，胁迫群臣定迁都洛阳之计。十月戊寅，诏命司空穆亮与尚书李沖、将作大匠董爵在洛阳进行营建。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戊申，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同月辛亥，孝文帝迁离平城宫。

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