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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徵《活孔子》，皆不足道耳此类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名曰Prosopopoeia，学童皆须习为之。亦以拟摹古人身份，得其口吻，为最难事。

請即以王氏所徵《意志與觀念之世界》一書明之。有曰：“快樂出乎欲願。欲願者、欠缺而有所求也。欲饜願償，樂即隨減。故喜樂之本乃虧也，非盈也。願足意快，為時無幾，而快快復未足矣，忽忽又不樂矣，新添苦惱或厭怠、妄想，百無聊賴矣。藝術於世事人生如明鏡寫形，詩歌尤得真相，可以徵驗焉。

不知格調之别，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豈曰強生區别，劃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摶沙不聚。

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

公在朝爭法，在野爭墩，故翰墨間亦欲與古爭強梁，占盡新詞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襲，或翻案。生性好勝，一端流露。其喜集句，並非驅市人而戰，倘因見古人佳語，掠美不得，遂出此代為保管，久假不歸之下策耶。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末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

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随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

有宋一代中，要為學太白最似者，永叔、無咎，有所不逮。同時劉改之《龍川集》中七古，亦多此體，傖野粗狺，信似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與放翁雅俗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只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而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为映发也......要须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

有云：“《诗品》原以体状乎诗，而复以诗体状乎所体状者。是由以镜照人，复以镜照镜。”即以《诗品》作诗观，而谓用诗体谈艺，词意便欠亲切也。“以镜照镜”之喻原出释典，道家袭之，如《化书 道化》第一云：“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向传；是形也，与影无殊，是影也，与形无异。”

即云诗史以记载为祈向，词句音节之美不过资其利用。然有目的而选择工具，始事也；就工具而改换目的，终事也。此又达尔文论演化之所未详，而有待于后人之补益者。

顺势而为才能避免危险，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