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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的微冒犯很可能会培养出韧性，由此作为应对策略。然而每一滴酸又都造成了足够大的损害使得下一滴酸对人们内心的完整造成更大的损害。

而对第三个个体来说，赋权也许就是她作出决定，不去整合她的多重人格，而是发展出一种运作策略使得她的各个人格能够在意识和行动层面合作，从而让她能够不再解离，并能够在此时此地对她的世界做出回应，因此，她不需要以统一的内在人格结构的方式来生活。

洛特的模型为女性主义治疗师提供了一种策略，用以理解建立在个人特质（特指在父权制中被贬低的特质）上持续的失权体验是如何导致痛苦的，而反过来，为了应对痛苦而进行的自我调节或控制又招来了功能失调。

什么是女性主义意识？历史学家格尔达莱纳认为，能意识到自己从属于某一被（不公平地）贬低的群体，同时整个社会能且应该赋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和价值，这就是有了女性主义意识。具体到心理治疗领域，女性主义意识则意味着能意识到，直至当时几乎所有关于女性的纪录都因心理卫生领域固有的性别偏见而失实。

女性主义疗法将人们对生病、不幸、功能失调，以及其他为生活增加阻碍的行为的主观体验称作痛苦，而非心理疾病。疾病是父权制下的文化大环境建构出来的具有压迫性和去权功能的规范，它对性别和其他身份都有僵化的规定。...旨在告诉来访者，父权制下的权力才是来访者所面临问题的根源。这种将来访者问题的根源外化的过程，被视作为来访者赋权的过程。

这些父权制不仅给人带来痛苦，且被内化，更压制了全人类的成长与发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心理治疗本身就可能是压迫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常规治疗在缺乏性别和权力分析的背景下进行，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了问题百出的现状，强化了主流文化中固有的价值体系。

我们现在推进的村民之选，由于中国基层政府拿不出钱，拿钱的主要是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力量，并且，这些给钱的外国人并不隐晦他们彻底改变中国上层建筑的政治目的，其中当然也有反面的力量。而国内拿钱的人，也根本不必隐晦对现行政治的不满。把资源货币化、资本化创造出新的增量后进行再分配，这可能是下一步改革的实质。只要其是以不开放本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为前提条件，中国就可以维持新世纪的金融资本经济（或称为虚拟经济）增长，如果再通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