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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人对世界的理解一直保持着某种一致性，因为我们共享着关于现实的一种常识。自然态度是一种常识态度，这恰恰是因为它指向的是许多人的共同世界。所谓常识性知识，指的是在常态的不证自明的例行生活中，由我和他人所共享的那些知识。

这些重要他人是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们对他的境况做出了一种定义，此定义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客观现实。因此，个人不仅出生在个客观的社会结构中，也出生在一个客观的社会世界中。重要他人将世界中转给他，并在中转过程中对这个世界进行修改。他们只会把那些与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符的部分挑出来，而挑选的标准是其独特的个人经。

从生物性角度来看，人注定要与他人共同建构和栖身于一个世界。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会变成主导性和决定性的现实。自然为这个世界设定了一些限制，但是一旦被建构起来，该世界就会反作用于自然。在自然与社会所建构的世界的辩证关系中，人类有机体自身得到了转化。也正是在这个辦证关系中，人创造了现实，也随之创造了自己。

我们没有打算针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一番详尽的历史回顾。此外，有一些观点和学说有可能与知识社会学存在着理论联系，但它的倡导者自己不这么看，我们也就将它们忽略了。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只是那些以“知识社会学”（包括意识形态问题）为名的学说。沿着这种思路，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清楚的事实：除了一些关于认识论的讨论，知识社会学家把几乎所有经验层面的关注点都放到了“思想”的领域，或者说是理论思维的领域。

治疗是使用概念装置把人留在原有世界里，虚无则是利用类似的装置把外在于本世界的所有事物在概念上予以清扫，这一步也可被称为负面的正当化。正当化维持了社会所建构的世界的现实性，虚无则否定了一切与原世界不相容的现实，不管它是现象还是现象的解释。

每个名字都意味着一次“命名(nomenclature），它反过来意味着一个指定的社会位置。被赋予一个身份，就被指派到了世界中的某个具体位置上。当这个身份被孩子在主观上接纳的时候（“我约翰・史密斯”），它所指向的世界就被认可了。对身份的主观接纳和对社会世界的主观认可只不过是同一个内化过程的不同方面，它们都是由同一个重要他人所中转的。

以威廉狄尔泰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前身。历史主义重在强调，关于人类事物的所有看法都被相对性所笼罩，人类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历史主义者认为，离开了其自身的历史脉络，任何一种情境都不可能被理解。

可信结构也是将怀疑进行特定悬置时所需的社会基础。没有它，人们就无法在意识中维持现实的定义。那些能瓦解现实的怀疑会受到社会制裁，而这些具体的社会制裁已经被内化且被不断地再确认。嘲笑就是这类制裁的一种。

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分析，或者对日常生活主观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并不涉及任何因果性（causal）或发生性（genetic）的假设，也不涉及对所分析现象本体状态的断言。这一点切不能忘。常识中包含着数不清的对日常现实的前科学和准科学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人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要描述常识中的现实，我们就得关注这些解释，并留意它们“理所当然”的属性

只有将“下层结构”理解为人类活动，将“上层结构”理解为人类活动创造出的世界，我们才能把握这对概念的意思。但不管怎样，从舍勒开始，“下层结构/上层结构”这一框架就被知识社会学以各种形式吸收。人们认为，在思想与其“背后”的现实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关系。即便许多知识社会学家对“下层结构/上层结构”这对关系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对这一分析框架也是深深着迷的。

初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在意识中要远比次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更加坚实、牢固。无论有多少原初的必然性感觉在后来随着除魅而被削弱了，那种对于不再重来的确定性的回忆，那种初悟现实的确定性，都牢牢地附着于儿时的首属世界（thefirstworld）。初级社会化就这样完成了社会为个人所设计的最重要的骗局（这当然是回过头来看），把一堆事实上偶然的东西变成了必然的，从而为个人的偶然生命赋予了意义。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