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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罗主义者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事物实际上是什么同样的东西？第二，我们应对它们采取什么态度？第三，这种态度有什么后果？皮罗主义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知”，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悬搁判断”，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动心”。

印度，中国和希腊的哲学都有宗教的背景，其中，印度哲学联系最为紧，他可以说是对宗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精致思辨和系统论证。希腊哲学与宗教联系最不紧密，可以说是与神话世界观决裂的产物。中国哲学对宗教的态度是若有若无。

尼采首先看出了希腊文化中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把它归结为追求变动和苦难的酒神和追求静止和快乐的日神这两种精神的对立，他把希腊哲学视为日神精神的嬗变。

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最后，被解放了的囚徒重新回到洞穴意图解救那些仍然被黑暗蒙蔽的囚徒们，但是没人相信他，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光明不能适应黑暗。他的同胞因为黑暗不能适应光明而未获得解放，则是可悲可叹的。柏拉图说，哲学家如同返回洞穴的自由人一样，他们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得不放弃个人兴趣和思辨的幸福而参与政治。柏拉图提出的哲学为王不是因为当王符合哲学家的兴趣利益，而是因为哲学家当王符合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正题代表了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主流，反题代表的是非主流的看法；康德吧两者的对立总结为“柏拉图路线”与“伊壁鸠鲁路线”这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

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无人有意作恶”这一断言有这样的概述：”如果人们不相信一件事是最好的事，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只是出于无知。“

如果没有感性，则对象不会被给予；如果没有知性，则对象不能被思考。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智者派在讨论人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国家的起源和性质，个人和法律的关系等，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两种观点争论。自然派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约定说主张用社会力量约束和改造人的本性。自然派中有寡头和民主派，寡头派利用自然说为强者的权力辩护。另一些自然派则提出平等和民主的要求。

希腊哲学家相信，最高原则是唯一的，永恒不变的，但又统摄这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他们都认为自然是非人格的本原。虽然有时自然被等同为神，但这不是神话里人同形同性得神。

早期自然哲学家对于本原的探索有两条线索，一和多以及变和不变，这又产生四种立场，伊奥尼亚派认为本原（水气火）是变化的一，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数是不变的多，爱利亚派认为本原是者，是者是不变的一，元素论者所认作的本原（根，种子，原子）都是变化的多。

怀着对真理的热爱，采用一种简单、方便，使我免于徒然地详加论证的规则，去对待一切哲学和一切方法，更具这种原则重新考察那些与我有关的知识，决定承认凡是凭着良心不能加以拒绝的知识都是明确的，凡是我觉得与这些知识有必然联系的知识，都是真实的，而对于其余的一切都存疑，拒不拒绝，也不承认。

因一人而兴邦，因一人而丧邦，这是战国时代特别常见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