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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夫斯出生于中西部，在来到伯里亚之前，他是科尔盖特大学的教务长。那是一所精英型的私立大学，位于纽约绿树成荫的汉密尔顿镇上。2017年，科尔盖特大学一年的学费、食宿和各种杂费的总和为近7万美元，而就读伯里亚一年的总费用仅为2500美元。

有一个面向第一代大学预科生、培养科学和数学人才的“继续升学计划”（UpwardBound），

芬兰曾经是个穷国，一直以来，芬兰都处于不确定当中，芬兰人也没有认为理所当然就该有好工作。与肯塔基州一样，芬兰也有着不利的地理状况、稀疏且杂乱分布的农村人口，以及丰富的手工艺和文化传统。

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星球的命运。好工作带来的稳定可以避免冲突，它带来的明晰思想可以让人们倾向于创造而非破坏。这是大局，但不是唯一图景。在个人层面上，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工作那样给我们带来如此重大的目的感。这本书最终关乎工作在我们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经济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它还关乎好工作所带来的尊严，以及工作如何发挥其独特作用，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人何以为人。

克利夫兰有几十个营利农场和200多个社区种植园，在本地食品和农业方面位居全国第二。大多数的小型农场都是在农贸市场售卖产品，或直接卖给餐馆，后者相当于卖给精英阶层。但是，绿色城市种植者可以参与更大规模的竞争，其客户包括城市的许多锚机构和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考虑到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相对较高，合作社产品的价格也略高，但其品质和新鲜程度减少了浪费，总体来说并不贵。

通过谷歌图书的词频统计器NgramViewer，我们可以发现“追随你的热爱”（followyourpassion）这个词组在2008年出现的频率比1980年高出了将近450倍，那时候几乎没人这么说。

过度强调效率让我们高估某些工作的价值，与此同时低估另一些工作的价值。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位原本志在文学的学生，我们被推动着去寻求那些对自身无甚意义、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可疑的工作。有些商品和服务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但效率癖将它们大量生产出来，刺激我们的欲望；而另一些商品和服务确实是我们极度需要的，效率癖却阻碍了它们的充分生产。

零阻力员工”（zero-dragemployee）——专注工作，不受家庭、公民责任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干扰。

进入21世纪，工作数量的增长并未导致贫困的显著减少或是中产阶层的壮大。后工业时代的数字经济虽然创造了些许高薪好职，但这只是一股涓涓细流；与之相比，那些乏善可陈的低薪工作才是滔滔洪波。由此，数字经济导致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对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前提——努力工作会带给我们需要的、想要的结果——构成极大威胁。

另一个让人不安的趋势是，工作者的收入与其付出不成比例。1973年至今，我们的生产率大幅增长，但我们薪资的增长只有其1/6。极少数的人夺走了绝大多数人创造的劳动价值，我们无法再依靠增长奔向繁荣，甚至工作本身也不能保证这一点。

我可羡慕你爸了，死得够敞亮，不像我，活着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