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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进入不了宇宙。就连一颗微尘也无法出现，也无法消失。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原子聚集在一起，而后分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与变形，但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从有到无。即使长在某病毒尾巴上的最微小的毛发也不会。无限一词的概念确实非常广阔，无限地广阔，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封闭的，密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也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进入。

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一方面，父亲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只是有一点中产偏下，但他受过教育，撰写过文章和书籍，在国家图书馆有个不起眼的职位，而他的对话者是个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身穿工作服，脚踏笨重的胶鞋；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个工人，据说有学化学的文凭，同时又是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相形之下，爸爸却感到自己是——至少在心灵深处——没有根基，是有两只左手的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有点像家园建设前线的弃儿

几年后，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在阿摩司大街，在狭窄潮湿的地下室，罗森多夫一家楼下，伦伯格一家旁边，周围是锌桶，腌小黄瓜，以及在一只锈渍斑斑的橄榄桶里渐渐死去的夹竹桃，终日受到卷心菜、洗衣房、煮鱼气味以及尿骚的侵袭，我妈妈开始枯萎。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五到六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杀害。

作为比较文学教授，欧洲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他未曾意识到，为什么应该离开自己的居住国移居到西亚，一个奇异生疏之地，以便让愚昧的反犹主义和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暴徒心花怒放。因此他坚守岗位，挥动进步、文化、艺术和未开拓领域的精神旗帜，直至纳粹来到维尔纳。热爱文化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于

感情不过是麦子收割后田野里的一把火：它燃烧了一会，剩下的只有灰烬。你知道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女人应该在她的男人身上追寻什么？她应该追寻一种品德，这品德一点也不激动人心，但是比金子还要珍贵：那就是正派，或许还有善良。而今，你应该知道这点，我认为正派比善良更为重要。正派是面包，善良是黄油，或者是蜂蜜。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

借用美国学者吉姆拉斯-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

我恨她。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我开始恨自己。

这干人见风使帆，捧强欺弱，一见摘星子处于下风，立即翻脸相向，还在片刻之前，这些人将大师兄赞成是并世无敌的大英雄，这时却骂得他狗血淋头，比猪狗也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