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生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

由此再追至三十多年前，我刚进中山大学历史系，便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后来又放宽条件，说是从50岁开始。由此前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

七、梁义群于1989年发表论文《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称：“经作者查核，鸦片战争军费应为2000余万两”，但该文作者没有详细说明其查核的过程。

清军之所以难以集中兵力，作者在拙文《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中提出三点原因，即清军落后的军制使清军束缚于各地，难以调动集中；清军落后的装备和交通条件，使清军难以预定战场，快速运兵；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难以应付浩繁的军费。这些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

与当时绝大多数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琦善为官办事，好用诡道怪行，但也多验明效。他为人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道光帝也特别看重他敢于闯创、敢于负责的品格。

除此三點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統治者們並沒有把英法聯軍當做最重要的敵人，他們把清軍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鎮壓太平天國、撚軍以及各地人民起義的各個戰場上。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在各国帝国主义百般蹂的大环境、大背境中产生出来的，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相比，有其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仇外情绪之间，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作者作此长文，本意在以历史学者的态度，客观详尽地叙述公使驻京与西礼觐见的具体过程。但作者自知，种种愤怨在文中处处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