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琦善卖国的心理活动的探究，是从求官图荣、贪财谋利的角度，即人类自身缺陷的角度去分析的。然而，古往今来的卖国者，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种堂皇的解释，即为了遵循某一种主义，实现某一种理想。

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

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

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ー目了然。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生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

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允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这道谕令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人也无法执行。除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日本出口商把美元兑换成日元后，这些美元跑到哪儿去了？这些美元最终会投资于美国资产，也许被拿来购买股票、债券或房地产，又或许存进了银行。...金钱流到海外，且不以商品或服务的形式回来，表示它是以金融投资的形式流回美国。...对经济学家来说，贸易逆差真正的意思是，结算下来，一国是从外国借钱，而且有外国的投资流入。

然而我再也不想和中专生打架了，这会很惨，有关部门保护他们。不管打成什么样，都是技校生挨的处分更重些。这有点像元朝，我们是汉人，他们是色目人。

如何管理公共图书馆（1981年）：内部说明所有馆员都应该有某种身体残疾，因为公共机构有义务给残障人士提供工作机会（这项原则正在被考虑应用于消防队）。最理想的图书管理员应该跛脚，他拿过借书单，到地下室找书，再上来，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那些得登上梯子，到八米高的书架上去拿书的独臂馆员，出于安全的考虑，应该安装带钩子的义肢。至于没有上肢的图书管理员，应该用嘴递交读者借阅的图书，因此最好避免借阅超过八开的图书。

然而，纪念，这样的说法非常滑稽。假如我们这样的人消失，也只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公众的事情而使用“纪念”这个词语就显得荒唐——

如果要了解现代，必须了解历史。但自古及今，中国历史已经被污染太久，淹没在层层迷雾之中，而市场上流行的说书人式的历史书中，又只会写王侯将相钩心斗角，却对于背后推动历史的真实力量一无所知。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得好，要是文学沉寂了，就是只沉寂一分钟，其后果的严重不下于人民的死亡。

如果，世界上再无有意思的事，为之无条件追求的事，那活着多没趣。

任何事物都在时刻变化着，现在流动着的每一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时间。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平常总忘记这件事，所以总有荒废生命的瞬间，积攒起来瞬间成了时间，时间成了日子，日子积攒起来成了长久的岁月，然后一转眼，死亡就在眼前了。或失去自己珍视的人，或失去自己珍爱的故乡，这样的时刻转瞬而至。

如此说来，莱蒙德·钱德拉的《漫长的分别》中，雷诺克斯就在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城镇一家莫名其妙的宾馆房间没命了——死了。好在他还有个朋友哀悼他的死，有个朋友为他喝吉姆莱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