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独立思考,多读一点历史,因为历史首先教会你的是什么不能做,一个人一定要先学会什么不能做,然后再考虑什么能做。
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感受一句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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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思考,多读一点历史,因为历史首先教会你的是什么不能做,一个人一定要先学会什么不能做,然后再考虑什么能做。
如果没有元朝和清朝,中国的国土面积将缩小一半以上。元朝是划定中国新疆界的开始,可以说,元帝国当年征服过的地方,大部分现在都还保留在中国之内,元帝国没有征服的地方就永久性地成了外国。越南和云南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在宋朝时都不属于中国本土,但由于蒙古人征服了大理,使得云南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而越南由于击败了蒙古人,永久性地成了外国。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都是泛非主义者。所谓泛非主义,就是认为非洲必须齐心协力对付世界上的强权,非洲不应该被视为很多个国家,而应该作为一个大洲,发出共同的声音。
只有写入正式文件的,才是双方必须遵守的。口头承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能被赖掉。更何况许多许诺都只是说一下,甚至说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
与范仲淹的改革不同,王安石改革对减少政府花费毫无兴趣,而且强调有政府多控制民间经济,直到民间经济,在政府的努力下,将经济做大。他认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是政府也可以多收租税,而民间也更加富裕。如果说范仲淹的改革主题是减税和减少管制,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加强干预。事实证明,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是无法发展经济的,他的改革措施大都以失败告终。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之外,是王安石推经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
在当时,由于秦国军事优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六国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秦国,一位叫苏秦的纵横家推出了合纵政策,游说六国国君共同抗秦。苏秦死后,张仪的任务就是帮助秦国破掉六国的合纵,他采取了新的措施:连横。
根据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只要允许信息、物资和人员自由流通,再大的歉收也不会造成饥荒。因为人们可以移居到别处谋生,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就可以调拨到灾区去帮助灾民。饥荒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设置了太多的障碍,让想救援的人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也让逃荒的人们无法离开假象。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动乱的导火索是一名太学生的上书。这名太学生叫陈东,当初也是他不断地上书要求惩治“六贼”,导致宋徽宗的亲近大臣下台。陈东的做法很有宋朝士大夫的特点,由于宋朝皇帝不杀谏官,于是士人们对多大的官都没有敬畏之心,该骂就骂。从政治谱系上说,他们属于务实经验不足的年轻左派,在当权者来看,是找麻烦的,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理想主义又的确能够逼迫皇帝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变,避免社会彻底板结。
如一道闪电击中,忽然之间我意识到,我整个后半生的美好时光都将在给程序排错中度过了~~
如果历史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偶然因素随机作用的结果,而非按照神意的脚本严格演进的过程,那么,就有理由认为罗马对世界的掌控可能比它看上去更虚弱,更短命。反罗马史学在较宽泛和非技术意义上带有伊壁鸠鲁学说色彩,它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不承认神意天命的作用。
然而,结构质量最重要的标准,不是“整个过程一共需要多少步骤”,而是“用户是否认为每一个步骤都是合理的”,以及“当前的步骤是否自然地延续了上ー个步骤中的任务”。毫无疑问地,用户会喜欢一个被清定义的七步过程,而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被勉强压缩的三步过程。
如果你所做的只是视自己为受害者,那么你永远也不会到达成功之巅(你甚至走不出地下室)。不要为你的失败和缺憾而怨天尤人。如果怨天尤人,你就只能是个失败者,永远也走不出自己所设的牢笼!世上总会有不顺和恼人的事,你要明智地考虑,你需要征服的是另一座高山,不要让你的心停留在事情的消极方面,不然,你会慢慢地陷入逆境里,你会像其他所有的失败者一样被禁锢。现在掉头吧。
然而事实上,在婚姻生活里,妻子蒙受的是地震般的(seismic)损失,而丈夫却没有。他的目标基本上没有改变;他的整个人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人倚靠自己的义、道德、圣洁、情感、体验、信心、谦卑或任何良善,这种骄傲就是律法主义的灵。
如今的生活中清晰定义好的、简单直接的任务越来越少,你很难再通过简单明了的方式取得胜利或晋级。相反,生活可能一团糟,且复杂多变,无论在任何时候,你都必须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你的优势在哪儿,然后付诸行动。孩子不应单纯地去背诵法案是如何变成法律的(如果他们还记得的话),而是要亲身去感知立法的过程并有效地推动他们所关切的问题的进展。他们和我们一样想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
然而,这种人与人之间,个别人和全体人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乃至经济冲突的情况,只有在经济资源不存在稀缺性,或者财富能够无限“涌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
去殡仪馆的路上又经过了港大医院,我仿佛看到医院门口有个女孩拎着饭盒一路小跑。她摸清了医院的每条路,她着急地想见到她的爱人,她总是抄着近路奔跑,她笑容满面不把悲伤放在脸上。她那么小的个子却是她爱人全部的精神支柱,可惜以后在这里都看不到这个身影了。
如果真有所谓末日的审判,那出生不久就猝然而死的植物婴儿,能作为怎样的死者被传讯、检诉和判决呢?他张开珍珠般光泽的口腔,蠕动着舌头,哭泣着在世间停留了几个小时,无论对怎样的审判官来说,都不足以成为审判的证据吧?完全是证据不足。
然而,宗教生活中有一个方面与科学发现无关,这方面也许是最令人神往的,不管我们对宇宙的本质想法如何,它都可以保存下来。宗教不仅一直同教义和教会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同那些感觉到它的重要性的人们的私人生活联系在一起。在最杰出的圣徒和神秘主义者的头脑中,并存着对某些教条的信仰和对探究人生目的的某种方法,两者结合在一起。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并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