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都是泛非主义者。所谓泛非主义，就是认为非洲必须齐心协力对付世界上的强权，非洲不应该被视为很多个国家，而应该作为一个大洲，发出共同的声音。

根据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只要允许信息、物资和人员自由流通，再大的歉收也不会造成饥荒。因为人们可以移居到别处谋生，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就可以调拨到灾区去帮助灾民。饥荒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设置了太多的障碍，让想救援的人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也让逃荒的人们无法离开假象。

然而事实上，在婚姻生活里，妻子蒙受的是地震般的(seismic)损失，而丈夫却没有。他的目标基本上没有改变；他的整个人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人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住。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土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风刮到头是一场风的空。

生活感觉轻松自在，只是偶有痛苦，对自己陷入如此丑恶的勾当感到顾虑。但在丑恶的世界谈什么丑恶？世上只有一小撮未知的邪恶普遍存在，但跟他和他所在的小天地无关。

时代常常是一浪进跟着一浪退，相互修正，统筹出不令任何人满意的样子来。

颐谷从学校里知道，爱好文艺和学问的女学生大多充不得美人样品。所以今天这个知识分子的聚会上，有女客也决不会中看，只能衬出女主人的美貌。

我们和他人进行交流时，多数时候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即便是一个有利于我们的人，也需要我们做出某些改变，这样彼此的关系才能达到一种自己和他人都能接受的、带有迎合性质的状态。

用心雕刻命运，蒸馏你的灵魂世界上最残酷的现实就是镜子和闹钟，每天做一件让自己害怕的事

在卢梭眼中，无限扩展道德的潜在对象，既远离了主题又不现实。只有我们以道德上无可挑剔的方式来对待自己身边的人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关键的是，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好。”“我们要在具体的人群中去寻找人，就像我们只能在孩子身上发现孩子。”远程道德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道德。

萤火虫的光辉，在房间里发散着萤火。我像美杜莎一样，在这被光照亮的浓雾中移动。我潜入我自己的梦。也许这个过程可以叫作：死亡。

我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因为我已经习惯爱作死的雇主了，更何况我真的做了很多控制表情的训练。

相对论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我们必须接受，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

在一项关于仪式性族际交换的研究当中，萨里斯堡把仪式上贵重物品的均衡交换说成是“互惠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例子。安德鲁·斯特拉森更为关注在等级情境中送礼者较之受礼者的优越性，

游戏是我投向虚伪名气和空洞喜剧的武器，对我来说，生命中不可缺少游戏，游戏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一个个进店前穿着土里土气的农村女人，出来后变成一个个打扮靓丽的时少妇。她们谈论着彼此生活的变化，分享着各自生活中的喜悦与烦恼。人、家庭主妇、学生、上了年纪的老夫妻们，都坐在店里闲地喝着咖啡，他们看着时间走过，享受着慢而从容的生活，就像赵生辉曾经留学的那个国家的人们一样

无尽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体里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缓慢加重的压力。

由于速度与时间的步伐不断加快，我们似乎正在失去记忆的能力。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1929年一）对这种后果曾做过发人深思的评说：“慢的程度直接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直接与遗忘的强度成正比。”

在湿漉漉的星光里，在湿淋淋的地面上，就站在角落那边，瑟瑟发抖。那湖泊横陈在雾霭中，冰层一半已淹没。一个模模糊糊的形体从芦苇丛生的堤岸，踏入一片噼啪爆裂、狼吞虎咽的沼泽，继而沉没

我基本不給別人忠告，因為我一向遵循“儘量不多嘴多舌”的原則處世做人。而且，因為我提出什麼建議而帶來好結果的先例，我一個也想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