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交换同时具有表达性（expressive）和工具性（instrumental）的功能。“表达功能即赠者与收者之间既有的地位关系决定了礼物交换的情状（要送礼物的种类与价值），而馈赠支持了该地位关系。这与礼物馈赠的工具性运用形成了对照。在后一种类型中，交换状况（礼物的特点与价值）决定了地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送礼而操纵了地位关系。

总的来说，老一代的村民无论男女都觉得很难表达感情。上一代的妇女通常都说当众表达对丈夫的感情不好意思。而上一代的男人则认为，不和妻子多说话是男子汉气质的表现。

通过对各个家庭的调查以及同个人的访谈，我发现一对夫妇是否选择只要一个孩子，与妻子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

仔细观察下岬人口的变化就能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不少人改变了生育观，还有些人做出了调整。结果，一种新的生育文化正在出现。到二十世纪末，国家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开始在一些家庭便为自觉的生育计划。

这场恋爱就这样被当时浓厚的政治气氛所包围的公共场合所催化。这种激进的政治气氛同时也带有非常浪漫的色彩。Fred Blake曾经在他关于“大跃进”情歌的研究中分析过这种氛围（参见Blake，1981）。

在新的系列分家方式中，先结婚者（一般是长子）结婚后不久便于妻子离开其父母的大家庭另立门户。但是，家产却不能分，因为还有一个或更多的儿子未婚。次子结婚后照样搬出单过；这一过程会反复多次，直到幼子结婚为止。

Balke,Fred. 1981. Eth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首先，过去在许多社会里仅仅作为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塘。其次，在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因此，私人生活一词便具有了家庭与个人的双重含义。

1959——1961年的饥荒标志着下岬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自那时起绝大多数村民逐渐认识到，做典型村就意味着要承受上级指令的非理性的社会试验。

这些都不是数字本身能解释的。真正的答案在村民的生活中间。根据7次调查所作的深入访谈，我发现上述484个案例体现了自由恋爱发展的三个阶段，而这些阶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并不完全吻合。

Arthur Kleinman曾就这点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道德体验总是个人在特定的本土世界内的实践经验，这个本土世界是包含着特定文化、政治、经济意义的空间。’

政府发起的对各种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批判也大大削弱了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市场化改革又进一步推动了在信仰的精神世界里父亲权威的衰落。这一点在祖先崇拜的变化上反映得最为明显。

因此，在农民文化中，性并不是个肮脏的秘密，也不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实地调查（或者“田野作业”）并不仅仅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而是人类学家理解他人和体验自我声明的过程，也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们了解到的家庭，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制度，而不是个人生活的场所；我们所知道的家庭演进，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变迁，而不是家庭生活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家庭模式，更多反映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

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应该是个优秀的讲述者，因为合格的民族志必须是优秀的叙事文本。

夫妻的独立性已成为年轻人索要高昂彩礼和嫁妆的动力，新娘和新郎（潜藏在后）在婚姻交换中已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因此，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被重新界定了。个体性和夫妻性（individuality and conjugality）的上升，自然地显示出了父权制的衰落。

年轻姑娘索要高额彩礼的真正目的是为将来的小家庭积聚更多财富。1989年的一件事，使我注意到了新郎在彩礼上涨中起到的作用。有个年轻人鼓励他的意中人向自己的父母索要高额彩礼。据说，他告诉姑娘一定要得到4000元的干折，否则她就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