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旅行已经三个月了,我愈加感到旅行就像一种时空的延宕,一种美妙的拖延症。在有限的日子里,我们伪装成另外一个自己,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或许只是一个不同的自己,而拖延着重新做回真正自己的时间。旅行中,我们可以假装更年轻、更富有、更贫穷、更浪漫、更玩世不恭。我们随心所欲地改装自己,选取一件外衣、一个身份,却不会遭人指责:“这根本不是你!”因为旅行说到底是一次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一场逃脱——逃脱来自生活本身的重负。
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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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世上的醉汉分为两种,早上的醉汉和晚上的醉汉,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晚上的醉汉各种各样,而只有早上的醉汉才是真正热爱饮酒的人。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真正的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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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就像是走到另一个街面,尝尝新馆子:今天西班牙菜,明天印度菜,后天意大利菜……不过吃来吃去,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比萨饼就是馅饼,意大利面就是米线,奶酪就是豆腐,牛排就是烤肉,沙拉就是东北大拌菜,海鲜饭就是潮汕砂锅粥……旅行的意义,就此变得虚无。我见过不少游荡半生的旅行者,最终变为熟视无睹的‘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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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就像一种时空的延宕,一种美妙的拖延症。在有限的日子里,我们伪装成另外一个自己,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或许只是一个不同的自己,而拖延着重新做回自己的时间。在旅行中,我们可以假装更年轻、更富有、更贫穷、更浪漫、更玩世不恭。我们随心所欲地改装自己,选取一件外衣、一个身份,却不会遭人指责:‘这根本不是你!’因为旅行说到底是一次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一场逃脱——逃脱来自生活本身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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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正在巴西撰写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他对欧洲充满失望。他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感到现实的荒诞和虚无。在维也纳的德语里,有一个词叫作Ewiggestrigen,专指那些永远活在过去的人。当你成为为Ewiggestrigen,你就会抗拒时间的前进,宁愿成为幽灵,永久地留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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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梦见布达佩斯,总是想回到那些房屋和街道在梦里,我总是作为某种被召唤物而存在,如同神话里失神倾听塞壬歌声的水手。那歌声似乎从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时间传来,微弱而持久。我却可以清地分出其中的鸽哨声咖啡馆的杯盘声和电车的喧嚣声。我像摇篮曲中的婴儿,栖息在这歌声里。我知道,某种程度上,这歌也是为我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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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赶时间,因为我已经迎着冬天的清晨上路了。我翻过一座座丘陵,经过一片片树林,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渐渐满溢身心。天空被淡淡的乌云笼罩,路边不时出现提示有麋鹿的路牌。这就是欧洲地,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就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长长的旋律线,在一个极狭容的音域里蜿蜒,带着民谣式的忧郁,可是掩盖不住其后宽广的歌唱性。有时候,丘陵的下坡坡度有四十度,这时候便有滑翔机俯冲大地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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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们道别,并祝他们一切顺利。他们牵着手离开。二十ー岁——无论对未来还是爱情,都充满绝对信心的年龄。我走回停车场,觉得可以继续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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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创造出这样的故事?恐怕是对美好易逝的伤感吧。就像我们到一个陌生而美丽的地方旅行,总会有那么一瞬间,心中惶然地意识到,眼前的好日子终会结束,再美丽的地方也终须一别。我们拍照片,写日记,和心爱的人一起锁上同心锁,甚至等而下之地在墙上刻下“到此游”无不是为了留住那转瞬即逝的美好。这样,等我们回到庸常的生活后,那些曾经的美好就会像来自湖底的钟声一一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钟声一轻轻地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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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一个没人关心政治的社会,一个人人都热衷参与政治的社会,反而更可怕一一只有极权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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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饮食传统总是与民族情结相互作用,这样两者便都获得了传奇性与正当性。记得小时候去巷口排队买油条,祖母便告诉我,那油条炸的是秦桧夫妇,于是知道了那些排队的大爷大妈吃的是民族大义。此刻,看着老伊斯特万的雕像,我也非常想喝一杯埃格尔公牛血红葡萄酒,向英勇的埃格尔人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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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