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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宇的主人变了，屋宇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繁華的街市、花崗巖的建築、墻角上乾枯的藤蘿、藤蘿下滿臉皺紋的老人，常常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座城市的出現在這裡是天造地設、不言而喻的，似乎從遙遠的過去到遙遠的未來都應該如此……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原樣”本身的暫時性。

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

現代城市意識在中國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許多方面我們還需要從啓蒙開始。城市的一時繁榮并不等於城市秩序的形成，更不等於城市文明的建立。

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既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它们清清楚楚地在那里，就不必多费口舌。如果黑黑白白争个不休，到头来倒真有可能得出个不黑不白，灰不溜湫的结果。

先進真的戰勝了保守嗎？文明真的戰勝了落後嗎？未必。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搬到社會歷史上來常常碰壁。……最強盛的時期就是它最脆弱的時期，千萬不要為萬眾瞻仰而高興，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嚴重的危機已經在那裡埋伏。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焉了，顛壞了。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匯聚散逸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濁了。

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如果他真去告发我，那我宁愿死，也不愿承受随之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