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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托加袍是正式场合的着装，也是民族服饰：罗马人可以把自己定义为“穿托加袍的民族”（genstogata），而当时一些外族人偶尔会嘲笑这种怪异而臃肿的服装。托加袍为白色，担任公职者还会在上面镶上紫边。事实上，现代的“候选人”（candidate）一词源于拉丁语的candidatus，后者意为“漂白的”，指罗马人为了打动选民而在选举活动中特别穿着的漂白托加袍。

他还得到允许在自己喜欢的几乎所有场合穿着凯旋装束，包括凯旋桂冠（他可以方便地用其来遮掩自己的秃头）。

换句话说，内战并非像贺拉斯表示的那样，是罗马与生俱来的诅咒和命运；相反，罗马把对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

恺撒倒下时用希腊语对布鲁图斯喊道：“还有你，孩子！”这既可能是一个威胁（“我会逮住你的，小子！”），也可能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不忠感到痛苦懊悔（“还有你吗，我的孩子？”）。

誠然，他通常是以最終支持共和國事業對抗凱撒日益獨立的力量的形象被載入史冊的，因而是以帝制的反對者被載入史冊的。

和现在一样，那时政府减少养老金支出的最便利手段是提高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比尔德并不过度强调所谓古代史作和文学作品的分野。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立场。比如此前在讨论古罗马凯旋式这个问题时，比尔德并不认为普鲁塔克笔下的所谓“真实”凯旋式比奥维德在《哀怨集》第四卷第二首中虚拟的一个从未发生的凯旋式更具有历史真实性。

如果说刺杀恺撒成了有效铲除暴君的模板，那么此事还有力地提醒我们，摆脱暴君并不一定意味着摆脱了暴政。虽然刺客们提出了各种口号、高调呼声和崇高原则，但他们真正带来的和人民真正得到的是一场漫长的内战和永久的独裁统治。

从私人书信到公开演说，从哲学到诗歌一包括史诗和艳诗、文人诗和平民诗。得益于这一切，我们仍能追踪罗马政要每天的长袖善舞。我们可以偷听他们的讨价还价和交易，窥见他们在比喻和字面意义上的“背后下刀子”。我们甚至可以感受他们的私人生活：夫妻斗嘴、现金流问题、为心爱孩子（或者偶尔为心爱奴隶）的死而悲伤。

不过，塔西陀经常把个体君主的性格和罪行作为论述基础。比如，在他笔下，尼禄试图用一条会散架的船来谋杀母亲阿格里皮娜一事被加工成一个巴洛克式的可怕故事，其中有一个恐怖细节包含了人性天真和皇帝无情的元素。当阿格里皮娜顽强地游向岸边时，落水的女仆为了保住性命而高喊自己是皇帝的母亲：这个孤注一掷的谎言只是让她马上被尼禄的亲随杀害。

内战并非像贺拉斯表示的那样，是罗马与生俱来的诅咒和命运；相反，罗马把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