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这样个自然而然的隐秘之人来说，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摊在纸头上，一开始确实让人感到讨厌，可我的手却拉着我，仿佛一旦开始讲述自己的事情，我就再也不可能停下笔来，除非倒尽心里话。也许没有这一被人称为日记的语言反射，我生命中的事件从此将再也难以个个相继发生？

对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微细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地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地久便成为弥足珍贵的回忆。

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对想象者身份的竞争，对著书者身份的竞争，对主体身份的竞争——成为书中人物就是被客体化，被阉割，被没收存在权，因为在书页阂上的刹那，你就被迫噤声。镜子、书本、梦境，这三位一体的、我们每日必然遭遇的滑动门，隔开的实为生死攸关之物。

对细小的声音，侧耳倾听;对巨大的声音，保持质疑。应该为了什么而报道什么?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时刻思考，不断思考。

对夏多布里昂这样如此矫情的人而言，东方是一块斑驳破烂的画布，等待着他去修复。

对悉达多而言，究竟的安歇之所，不论是天堂或涅槃，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从无明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如果你一定要指出一个实质的地点，那可能就是你现在坐着的地方。

对西方而言，克格勃的字母缩写KGB简直就是国内恐怖、对外侵略与政权颠覆行动的代名词。但在那些生活在其严苛统治下的人眼中，克格勃却并非如此。当然，它带来了恐惧与顺从，但它也被誉为苏维埃的近卫军，是抵御西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侵略的坚固堡垒和共产主义的守护者。克格勃的精英身份和特权势力让他的成员们备受仰慕，并颇感自豪。那些加入克格勃的人将毕生为这个组织工作。

对形象不佳和不被社会认可带来的恐惧，是一些控制着花费毕生的精力，追求“名牌”服装，“豪华”汽车，“漂亮”配偶，“体面”的职业。为了“正确”地体现控制着的身份，以上的每个方面，都必须符合特定的标准。他们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那些没有遵循他们特定的行为和假设的被控制者。

对小说一无采信或一无所疑者皆非小说可与言者。小说家之幸存乃基于他有不垄断这世界意义的义务。一种将信将疑的义务，读者也于焉有了接受戏弄的权利。

对新王的“气力的考验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来得快。征服战争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伤疤：儿子们长大后渴望为先父报仇；骑士们念念不忘凭手中长剑、胯下战马和身上铠甲就能发财致富、得荣耀的日子；诸侯们耿耿于怀的则是如今需要国王恩允才能征税或杀敌。“龙王的枷锁可以被打破，”蠢蠢欲动的家伙彼此鼓励，“我们可以回自由。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新王是个弱者。

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

对刑事鉴定学家来说，最常见的问题不是缺乏证据，而是可能的证据实在太多了。

对刑事鉴证学家来说，最常见的问题不是缺乏证据，而是可能的证据实在太多了。

对许多作家来说，神话是诗歌与宗教之间的共同因素。有一种现代观点(代表人物是阿诺德与早期的理查兹)认为诗歌将愈来念多地取代现代知识分子再不能侍仰的超自然的宗教。但另一种观点却可能更有影响力，认为诗歌无法长期取代宗教的位置，因为宗教消亡之后，诗也就无法存在。与诗歌相比，宗教是更大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