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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是我们的经验培养起来的，它受到了我们的感性和经验的约束。

科学从“硬”到“软”大致是这样排列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然后或是政治学、社会学，或是社会学、政治学。所根据的标准有1.高度发展的理论、高度编程化。2.量化。3.对理论、方法、问题的意义、个人成果的意义等具有高度共识。4.理论可作出预测。5.知识老化速度快，表明知识在积累。6.新知识增长快。（《科学的制造》。史蒂芬·科尔）

每个伟大的哲学家似乎都有一个独立的体系，康德有康德的体系、胡塞尔有胡塞尔的体系。这还有一种表哲学概念似乎人言人殊，说到“形而上学”这个词，我们常常会说，在康德的意义上，在黑格尔那里，在海德格尔看来。

我们的自然理解始终依赖直观在数量关系中，感性内容被清洗掉了，而我们平常所谓理解，始终是包含着感觉的理解，可以说，越富有感觉，就理解的越深厚。数学固然可以在一个抽象的意义上描述物质的结构，并且得出正确的预言，但是我们却不能通过数量来直接理解这个世界。自由落体定律描述了一个物体怎样下落，而没有解释这个物体为什么下落，他为什么开始下落以及是否将继续下落。

迪昂描述了物理学理论形成的四个相续阶段的操作特征。一，选择那些简单的可测量的物理性质，用数学符号加以表征。二，用少数原理把不同种类的量连接起来。三，按照数学分析的法则把不同原理结合在一起。四，由这些原理推论出来的后果将被翻译为一些可与实际测量相比较的判断，并与实际定律进行比较。

比如9·11偷袭这样的事件，我们既可以说是恐怖主义分子的疯狂行为，也可以视作他们对宗教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但若当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就会失去国际关系中的是非判断和道德感，进一步说，将不知道怎样在个人事务中以及在公共事务中维护道德标准和道德理想。

就像语言不能穷尽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生动与丰富，数学语言触及不到很多日常事实。它就事物之可测量的维度加以述说。数学的普遍性绝不是数学的普遍适用性，例如，“对于探讨科学的实际变化的历史学家来说，数学是一个不良先例，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推广的例子（《知识考古学》，福柯）。“”

一个整体理论不可能被驳倒，只能被另一个整体理论取代。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体系提供了一个例证，它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哥白尼—开普勒日心说取代的。

对于黑猩猩来说，没有菩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篇说：人天生求理解。从人诞生的那天起，人就是一种求理解的生物。哪怕我的理解是错的，我也要解。哪怕是一种粗浅的、错误的或者我们们叫它迷信的东西，总比没有理解要好。哪怕这种理解没有实用价值。我喜欢举一个例子，悬疑片结局的时候，一个垂死的人，还要问所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了也没有用了，但是他还是想知道，明白了，死也瞑目了。

伊川甚至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而西方理论是很少直接诉诸感应的，甚至连基督教神学理论也是一样。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普遍更多相信感应。我后面会谈到，这只是因为中国那些不相信感应的理性主义者不稀罕营建理论罢了。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